美国著名学者笔下记录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图)

李振国

　　耸立在深圳深南大道路北荔枝公园东南出口的邓小平巨幅画像，近年来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缅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最佳去处。
　　邓小平上了他的最后一堂课，他敦促干部们大胆工作，努力试验。他重复了他在各地说过的话：坚持改革开放；保持一个精干的政府；培养年轻人；少说多做。
　　当邓小平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妻、他们的四个子女（只有小儿子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进行“家庭度假”。谁能反对这个德高望重的家庭去度假呢？
　　邓小平于1月18日上午抵达武昌火车站。尽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像邓小平这样显赫的人物，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还是前往站台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只在站台上停留了20分钟。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你们要多做少说。……周总理四届人大（1974年）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现在文件多如牛毛。”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邓小平在广州做了短暂停留后，与陪同他的广东省级领导一起，开始了对最有活力的特区——深圳和珠海——为期11天的视察。当地干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为邓小平的到来做准备。他们只被告知要为接待邓一家人前来度假做准备，但是当邓小平到达深圳时，他们已经收到在武汉和长沙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干部的详细报告，他们意识到，这并非一次寻常的家庭度假。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和其他几位省里的干部与一些当地干部一起在深圳为邓小平做向导。邓小平到达下榻的宾馆后休息了十分钟，然后与谢非等人在宾馆的花园里散步。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醒父亲说，8年前他在这里题过词。邓小平随口便背诵出了他当年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引来高兴的东道主一片喝彩，他们把他视为他们最强大的助推器，不同于那些试图限制他们投资的北京官员。
　　在广东，邓小平所到之处都被喜欢和感激他的人团团包围。在1982年和1983年，他虽然最初没有为特区辩护，但是当1984年特区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批评时，他却表扬了特区。广东有一个说法：遇到绿灯往前走，看到黄灯抓紧走，碰上红灯绕着走。然而在1992年，广东人仍然担心来自北京的黄灯和红灯，他们亟想看到绿灯信号。邓小平现在支持他们的事业，他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于是他们也成了他南巡所要推动的事业的啦啦队。
　　邓小平来访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当他从工厂和办公楼走出来时，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层的深圳世贸中心旋转餐厅俯瞰了这座城市的新建筑，当他走出大楼时，有大批群众向他鼓掌欢呼。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她不断凑到耳边，把他因耳聋听不清楚的话大声告诉他——他完全融入了与当地干部和充满感激的群众的交谈之中。在北京的许多干部眼中，邓小平是个严厉的司令员，深圳的群众却亲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爷爷好”，在他们看来，他热情机智，平易近人，对所有新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在乘车时的私下场合，他愤怒批评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要求随行的当地干部——他们都对他的意图抱有好感——不要公开他的私下谈话。不过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他说，“左”的政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他警告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与地方干部的坦率交谈中，针对那些把特区说成搞资本主义、受到外国人控制的批评者，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来自外国人。他又说，中国在政治上控制着所有外国公司，可以确保它们对中国有益。他不仅不担心现在的外资水平，而且主张增加外资数量，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不但交税，还能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
　　与在北京参加党内会议的邓小平相比，已经退休的邓伯伯和当地干部的交谈要随意得多。邓小平心情放松，不拘一格，风趣的言谈常引起当地领导的共鸣。邓小平上了他的最后一堂课，他敦促干部们大胆工作，努力试验。他重复了他在各地说过的话：坚持改革开放；保持一个精干的政府；培养年轻人；少说多做。
　　邓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在珠海29层贸易中心的顶层旋转餐厅，邓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在建的高楼大厦。就像在深圳一样，邓小平与群众热情相处。在珠海的一家工厂，有人估计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护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进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
　　从珠海驱车前往广州的途中，邓小平在珠海以北的两个县——中山和顺德——停留了片刻，经济特区的活力向邻近地区扩散的作用也使这两个地方蒸蒸日上。在广州与省领导层交谈了一个小时后，邓小平登上列车前往上海，途中在江西东部的鹰潭做了短暂停留。
　　到达鹰潭时，当地干部向邓小平汇报了去年的大丰收和抗击洪灾取得的成绩。邓小平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表扬，但也对他们说，要多种树，这能防止造成洪灾的水土流失。邓小平还说，要放开胆子，走得更快一点。邓楠提醒父亲说，“文革”期间经历了“下放”农村的岁月之后，1973年2月19日他们一家人就是从鹰潭踏上了返京的列车。他们从鹰潭乘坐列车前往上海，当他们抵沪时，邓小平在广东播下的扩大对外开放的种子已经开始结出果实了。
　　小档案
　　傅高义
　　叶剑英
　　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并且能够保持这种信任。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被严厉批判的对象。叶剑英明白涉足于政治很危险，更愿意保持低姿态。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
　　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拥戴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
　　万里
　　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的注意是在1946年，当时邓小平正在晋冀鲁豫多山的边区领导中共的活动。邓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队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万里在协助动员当地人征购粮食和其他物品，将它们运往正在前线作战的刘邓大军。
　　邓小平很器重万里在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上的能力。他在1975年任命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成功结束了铁路运输的瓶颈，保障了运输通畅。1977年6月华国锋又任命万里担任了安徽省委书记，这里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万里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去各地视察，亲自了解情况。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鼓励万里采用一切最有效的政策消除饥荒。
　　任仲夷
　　任仲夷在1980年之前从未在广东工作过，以前也仅去过广东一次，但是在领导广东发挥特殊作用、进行新体制试验方面，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在1985年退休后定居于广东，直到2005年去世。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出类拔萃的省级领导人，堪称领导广东的不二人选。
　　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77年去辽宁赴任之前，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为改革“点火”时，他也是邓小平的陪同者之一。在1978年秋天辽宁省党刊发表的文章中，任仲夷是最早赞成邓小平的改革目标、批评“两个凡是”的省级领导人之一。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任东北组组长，陈云正是在他这个组的会上提出了华国锋不想加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邓小平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传出，香港记者便蜂拥越过边境前来报道他的南行。1月22日，邓小平到达深圳3天后，香港的《明报》就报道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开放的意见。该报还说杨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邓小平。敏感的香港读者立刻意识到，邓小平的南行并非寻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一些报纸的编辑们在报道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时忐忑不安，但他们在1月23日同香港电视台一起报道了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消息。很多广东人在香港电视台上看到了邓小平在深圳的画面。
　　由于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关注，国内的媒体负责人很难对他的南行佯装不知。2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邓小平和杨尚昆与上海领导人参加春节团拜会的消息，但只字未提他去深圳和珠海或推动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的《中国日报》登出一幅杨尚昆和邓小平在深圳拍摄的照片，但并未注明照片日期。2月4日，上海市委下属的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辑很聪明，他们没有提邓小平南行，但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赞扬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当时广东和上海的当地媒体，都亟想传播邓小平南行的消息。
　　在珠海，邓小平召开了一个会议。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邓小平在珠海出席的这次会议，由乔石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到会的还有杨尚昆的弟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

　　江泽民的反应
　　邓小平于1月31日到达上海，在那里休息了三周，与在特区时相比，他迈着更加从容的步伐视察了浦东的开发，审阅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讲话的文稿。他还去游览了刚完工的浦东大桥以及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他再次做了“自我批评”，说过去没有把上海建成特区是一个错误，但是他提出，上海现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从广东的经验中学习，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
　　同时，由给华国锋和胡耀邦做过秘书的郑必坚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做了系统总结的稿子。他们先是拿到广东干部准备的一份2万到3万字的邓小平南行讲话纪要，和邓小平一起做了数次修改后，把它浓缩为一个7000字的报告。与邓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动讲话相比，这个报告更系统，看上去更像官方文件，它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完成。
　　邓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间，陈云也住在上海，但邓小平没有安排与他见面。
　　当邓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车时，他有理由希望自己的南行达到了目的。确实，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大胆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
　　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中央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最高层干部。与邓小平的即兴讲话相比，整理后的讲话稿已不那么咄咄逼人，但意思毫不含糊。当党内领导层开始意识到群众对邓小平南行的关注和读过报告后，他们认识到邓小平尽管已经年迈，但他在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变得更加乐观。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政府在降低通胀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但是邓小平的南行，使变化来得更早、以更快的步伐持续下去。
　　全国性的媒体仍迟迟没有宣传邓小平的南行和讲话内容。2月20日，邓小平回京的前一天，《当代思潮》发表文章称，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信奉自由主义执迷不悟的人，正是打着反‘左’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不加以反击，结果必然是各种反共思想的大泛滥。”
　　然而潮流已变。中央开始让民众做好准备，他们要响应邓小平加快发展的呼吁。2月21日，即邓小平回京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讲话稿撰写的社论，题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社论仍然未提已被香港媒体大肆报道了一个月的邓小平南行。但是一个月后的2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二号文件，在更多的干部中传阅。文件的标题是“关于传达和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
　　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二号文件时，一致肯定了邓小平南行讲话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观点，同意把它作为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后来也同意将二号文件作为《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熟悉邓小平言行的人，不会对他的劝说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3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南行讲话的要点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导路线。3月11日，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也是邓小平开始南行两个月以后，新华社终于报道了邓小平南行的新闻，并在相关社论中宣布要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但是直到3月31日，《人民日报》才终于刊登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详细报道。
　　气氛的变化
　　在3月20日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人大代表中间的政治气氛大体反映着邓小平南行带来的干劲。
　　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利用已经变化的气氛，在各自单位向“左”的思想发起了进攻。杨白冰在3月23日宣布，军队要捍卫改革，服务于改革，这是在明确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
　　5月底，党中央印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四号文件。文件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并宣布30个省会城市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发表讲话。在这篇讲话——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正式目标是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月12日，在做了这次重要讲话3天以后，江泽民这位抱着希望的晚辈领导人去问邓小平，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反响果然不错。
　　陈云1992年初为过冬在上海住了数月，他看到浦东的进步，与负责开发浦东的上海干部进行了交谈。4月26日他回京的前一天，听过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汇报后，他不但赞成他们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让他们胆子更大一些。
　　大约3个月后的7月21日，陈云在纪念一个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说，他和李先念从未去过特区，但是他们都认为这种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要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他说，他对深圳的现代建筑、它使出口增长高于进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规模更大，比过去更复杂，很多过去有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进行学习探索，解决新问题。”陈云在他的一生即将结束时，承认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时期。
　　到夏天时，邓小平可以把精力用于今后几十年国家将面对的另一些问题了。7月24日，看了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准备的文件草稿后，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农村体制；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中的作用；统治制度；国家安全问题。
　　邓小平承认，包产到户和取消公社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户单靠自身财力无法提升技术，到一定时候仍然需要大的集体组织。邓小平建议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要操之过急，要等待农户主动改变体制。
　　在考虑自己的遗产时，邓小平说，不能夸大他本人的作用，要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谁也没有事先深入思考过依靠乡镇企业，它们却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试验。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这些发展做了总结，向更多的人推广。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做出，群众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邓小平还谈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各国之间的势力均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仔细研究这些变化十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他认为中国可以继续缩小军队规模，但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增强战斗力，准备好在必要时能够保卫国家。
　　邓小平审阅并批准了江泽民将在十四大上做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他南行时表明的观点：加快改革开放。
　　（本版文字经作者授权，摘选自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
　　网络编辑:副刊责任编辑:刘小磊 实习生 魏晨捷
　　“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要公平地看待他的贡献和强硬”——傅高义
　　傅高义把邓小平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以及毛泽东相提并论。与他们相比，邓小平“将完成近200年来中国所要实现的使命，即找到一条中国的富强之路”。
　　纪念“南方讲话”，告别“克里斯玛”
　　在那个一切变革都可能要冒“掉脑袋”风险的时代，邓小平的笑容、话语和精神，足以给改革者以信心，去冲撞一切旧体制的束缚，突破僵化，革故鼎新。他的指示成为众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三字就代表了改革力量的总后台和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