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终结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产业革命(图)

李振国

　　用工荒令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着变革。而经济发展的成果一直是中国各级干部的重要考核指标。被认为是下任国家主席有力候选人的习近平无疑将催生出新时代“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起步
　　曾经辽阔、强大而且繁荣的中华帝国，其政治中心——紫禁城（故宫）的正南方坐落着天安门。站在城楼之上，广场上民众可以尽收眼底。1949年，毛泽东在这里宣告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广场上聚集了30万民众，大家无不为此欢呼鼓舞。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0年后，1988年中国政府向民众开放了过去封闭管理的天安门城楼。但就在第二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八九天安门事件”。
　　这如实地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经济上中国在走“改革开放”路线，但政治体制至今仍然是一党执政。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为了经济增长，中国的强大国家机器发挥著作用，一边促进产业的大转型，一边推动者整个中国在经济成长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出自邓小平之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拥有庞大国土和巨大人口的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是邓小平提出了有悖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方针转换，在中国推行共产党的领导下导入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身为现实主义者的邓小平意识到，让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因此，他产生了利用外国企业的力量，首先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
　　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成立经济特区。允许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四座城市自由开展经济活动。“世界工厂”就此起步。
　　当时外国企业虽然没有单独进驻中国的许可，但在经济特区可以成立全资子公司，向海外汇款也实现了自由化。这项政策实施后，外国企业陆续从欧美和港台等地来到了中国大陆。外企所追求的，是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
　　最初来自内陆农村贫困地区的工人聚集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利用人海战术生产袜子和玩具等产品。这些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拼命工作。就这样，13亿庞大的人口与制造业的发展挂钩的发展模式运转了起来。劳资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价格竞争力强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在经济特区不断诞生。
　　从内部开始崩溃的成长模式
　　但这种成长模式在1990年前后遭遇了危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保守派认为中国也会快速向资本主义转变，而对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疑问，再加上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外国企业开始纷纷退出中国。
　　打破改革开放停滞局面的同样是邓小平。已经卸下公职的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此行的目的是向国内外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城市。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回答了束缚中国人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遏制了保守派的势力，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由此确定了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
　　南巡讲话后20年，中国通过把内陆廉价劳动力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实现了人类史上罕见的高速发展。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及现在的胡锦涛的领导核心延续了相同的路线，实现了以廉价劳动力为“燃料”，以“世界工厂”为武器，全速攀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高峰的20年。
　　20年过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燃料”开始见底。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无疑将从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而且，年轻一代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工不再忍受微薄的薪水而默不作声。“世界工厂”的模式正从核心部开始瓦解。
　　但中国拥有着克服这一危机的独特优势——这就是以共产党一党执政为背景的强大国家权力。其独特的领导人选拔机制，是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把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权力欲望与大国经济发展巧妙结合的系统。
　　最典型的就是人才选拔方式，其目的在于推动“产业革命”。
　　“腾笼换鸟”
　　在中国改革开放路线最初的成功地区——广东省，如今，这里的产业结构正在快速转换。领导这次转型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于2007年12月出任广东省一把手。
　　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象征，曾作为服装和玩具等低单价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实现了发展。在农民工工资飙升的情况下，广东省率先意识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限性。于是，为了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广东省政府从1990年代末起，就开始不断举办邀请国内外专家参加的会议。
　　但是，报告虽然很厚，但结构改革却迟迟未能推进。就在此时，实力派政治家汪洋空降广东。他在加快吸引大企业的同时，强制要求低附加值企业迁出或转变形态。虽然此举遭到“不把中小企业放在眼里”的批评，但汪洋依然强硬地换掉了笼（广东省）中之鸟（企业）。
　　广州市的“T.I.T创意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去的纺织机械工厂现在已经变成了品牌服装的始发地。发挥土地国有的优势，政治家可以大胆制定并且推动经济发展策略。这可以说是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优势。
　　这种“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广东省内已经建立了10多处。该省为开发程度低的地区（工业园）逐一指定专项产业，把企业和工厂集中到了一起。
　　河源市的“中山产业转移工业园”的目标是打造手机等电子通信产业的圣地。西可通信技术设备特意从深圳市迁到了这里。这家公司原本是一家员工不到100人的中小企业，迁到河源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开发。如今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家除OEM（贴牌生产）之外，还经营ODM（为客户品牌进行设计和生产）业务的通信设备企业。2010年的销售额为55亿元，成为了河源市的代表性高科技企业。
　　当地企业向“最新企业”转型的部分费用由省和市负担。由此提高了产业层次，激发了经济活力。而且，把城区黄金地段的老旧工厂迁往郊外，就能够把城区转变成尖端企业、商业地和高级住宅区的聚集地。
　　重点在于每个工业园都指定了负责的市和区。这样一来，各市区地领导人就需要实施改革。因为只要成果得到认可，他们就有机会高升。当然，广东省的成果还左右着一把手汪洋的前途。
　　汪洋的政治前途如何，很快就会有结果。
　　2012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召开5年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今年，相当于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将会大换班。因为中国共产党有68岁退出一线的内部规定，9位常委中能够留下的只有被认为是下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现国家副主席）和被认为是下任总理人选的李克强（现第一副总理）。其他7个常委的人选尚未确定，汪洋是热门候选人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才必须在广东省尽快拿出改革成果来。

　　以户口为“诱饵”吸引劳动者
　　位于内陆的重庆市1997年脱离四川省，成为了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中国的第四座直辖市，但与四川省省会成都相比，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但随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煕来（编者按：虽然因为王立军事件，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陷入一场焦头烂额的政治危机中，面临着极为不确定的政治命运，多维新闻网曾有报道指出他有面临王乐泉模式的可能。）的到任，情况发生了巨变。2010年，重庆市的GDP（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7894亿元，是2007年的3倍，来自海外的投资额扩大到了63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编者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成绩是在中共已经明确放弃GDP主义的情况下取得的。）
　　把常委作为目标，在地方推动改革的政治家并非只有一人，薄煕来也是其中之一。薄煕来实施了把重庆市的弱项转化为优势的崭新政策。鉴于重庆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薄熙来首先完善了铁道网和高速公路，机场的跑道也从2条增加到了4条。而且还吸引来美国惠普等世界大型个人电脑厂商和部件厂商，把重庆打造成了笔记本电脑大型生产基地。原因是笔记本电脑的单价高，能够克服重庆地处内陆这个不利因素。
　　为了应对用工荒的时代，薄熙来还在制度方面提出了大胆的战略。那就是给予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城市户口。2011年共有300多万农民取得了重庆市的城市户口，获得了在城市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权利。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是消除城乡差别的必须政策”喊了很多年。但是，受到了企业经营者和城市居民等既得权益者的抵制，这项政策此前很难落实。毕竟对于经营者来说，短期性地雇用农民工可以减轻社会保险负担。如果进入用工荒时代形成卖家市场，那么，决定权就将转向劳动者。当“到重庆可以拿到城市户口”的优势传播开来，重庆在获得劳动者的竞争中就将处于有利位置。
　　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政策”。如果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劳动者就将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长年以来的课题。面对人口结构变化这个无法回避的环境变化，解决问题的行动已经开始展开。而以优秀政治家比拼政绩的方式解决问题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新世界工厂”的开端
　　这并不等于高枕无忧。正如现在的情形，中国的人工费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并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以低廉的人工费为前提的“世界工厂”模式一旦终结，“中国制造”就需要拥有价格以外的魅力。
　　产品价格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追击，而功能、品质和设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中国如果摆脱不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局面，就无法保障今后将激增的老年人的生活。
　　邓小平铺设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荣获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辉煌。但现在已经进入了此前的成长模式不再适用的时代。
　　即将成为新一届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无疑将着眼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大胆的战略。他在激烈的政绩竞争中能胜出是建立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之上的。在担任厦门市副市长期间，他使得厦门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激增，在担任浙江省党委副书记期间，他确立了推动民营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浙江模式”。
　　如果这位风云人物就任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应该可以实现规避发展停滞的大转换。那将意味着以廉价产品席卷世界的“世界工厂”的终结，也将意味着生产世界最尖端产品的“新世界工厂”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