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10年考问：校车事故频发加剧质疑(图)

李振国 · 发表于 2012-3-7 01:54:46

教鹏焉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活动。摄影/ 韦亮

在教鹏焉小学宿舍内，领孩子来报到的家长给孩子整理床铺。摄影/ 韦亮
2001年，为了优化中国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一决定，在教育界被简称为“布局调整”，在民间，则被简称为“撤点并校”。初衷无疑是好的，一方面，部分农村学校的学生非常少，另一方面，相对贫乏的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的很多小孩无法接受基本正常的教育。政策实施后，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对于提高农村整体教育水平有显著作用。
但与此同时，撤点并校也造成另外的后果——为了求学，学生们要背井离乡，家长们有时也要被迫陪读，因此产生部分学生的营养、心理、亲情、文化等问题，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些问题慢慢浮现。2011年末的几次重大校车事故，加剧了人们对“撤点并校”的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选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作为“撤点并校”政策的考察点，并不是因为它撤得多、并得快，而是因为，它是中国极普通的一个县，因此更有样本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撤点并校”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滋根”等公益组织的积极努力，以及政府和民间为解决现状的有益联合——正是这种联合，让人眼前一亮。
10年，值得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整体评估;10年，值得回头望一望，我们已经走了多远;10年后，我们该总结既往经验，完善政策，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撤点并校的开始
从太原坐车，从高速路转到柏油路、石子路，看过满眼黄土、千沟万壑，四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流传着“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的顺口溜。
散落在5700多条山沟里的500多个自然村里，曾经村村有小学。一孔土窑洞，一位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少则五六个、多则几十个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小。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学校叫做“单人校”。
将便宜的三合板涂了墨汁晒干，用作黑板;下雨时，从窑洞顶哗啦啦往下掉土块“条件确实是差”，石楼县小蒜镇转角小学校长韩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管理的一所村小有50多个孩子，夏天热得要将窗户卸下来，实在顾不上的时候，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就给其他学生每人发些小棍子，打发到窑洞外做算术、玩黄土。
这些像撒出的胡椒粉一样分散在山沟里的村小，以乡镇为单位，统一归中心校管理。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教学质量依赖于老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五年级时，不同村落的孩子们便集中到乡镇的寄宿制小学，然后进入乡镇初中、县城高中。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进入21世纪后被打破。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从此，石楼县撤点并校、布局调整的序幕缓缓拉开。
起初，县教育局计划撤并15人以下的学校。然而，固守土地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放弃孩子在家门口上学的机会，强烈反对。撤并不得不放缓。在2001年后的两年内，实现撤并的学校大多是没有生源自行消失的，为数不多。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506个自然村的8.9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城4镇82个中心村”来。
那时，全县还有中小学365所，其中有近90个是不到10名学生的教学点。
“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2004年，新建了中心小学的小蒜镇教鹏焉村成为全县第一个移民新村。教鹏焉本来只是位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山头，周围的三道山梁里分布着十多个自然村，新村建起后，附近教学点陆续撤并至教鹏焉小学。
“客观地说，在2005年以前，以行政手段强行与老百姓意见对着干的情况，非常少，”石楼教育界人士郑化民如此评价，30年来，他做过教师、校长，后进入教育行政部门至退休。
2005年10月，吕梁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意见第一次将撤并标准做了规定，即“调整后保留小学的服务半径，沿川及公路沿线一般约为2公里，山区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放宽”。
这份文件还规划，到2007年，将全市中小学由现有的4762所撤并为3500所左右。到2010年，继续撤并为2500所左右。
这些数字，在当年底发布的《吕梁市教育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中，继续精确为：“‘十一五’期间全市撤并规模小、条件差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2124所，薄弱初中123所使全市小学数减少到2157所，初中撤并为213所。”
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石楼县开始了大规模撤点并校。按学生报名人数，不到7人的学校便自然被撤。被撤校的村民，稍有财力的，直接带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好带着孩子转至各中心校寄宿，或是投亲靠友找出路。
“我清楚记得，当时访问过一个家长。她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非常贫困。到9月2日的时候才知道学校没了，一下子蒙了。没钱坐班车，哭着带了三个孩子去小蒜镇上学。”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作为一家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他从2007年起便驻扎在石楼。
学校的撤并，有的也很偶然。比如，一位六年级女生记得她所在的村小是这样被撤的：“一位跟着女老师住在学校里的女学生，出去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女老师赔了医药费，下学期就不愿意过来教书了。”
白家山小学的命运则比较坎坷。
先是因为代课老师甩手不干，公办教师不愿下乡，这所小学在还剩下16个学生时，在开学前几天被稀里糊涂地撤掉了;小学被撤并后，有位村民开着三轮车送儿子到另一所学校上学，不料路遇车祸，三轮车半路翻下山沟，村民下半身瘫痪——这起事故震动了整个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白家山小学被撤半年后，又神奇地被恢复了;不过，它没有坚持多久，一年后，因生源过少被彻底关闭。
“从2005年以后，时代发展的因素就很大了，”郑化民说。在石楼县，出去打工的父母多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分享更优质教育资源，开始主动将孩子带离农村，最终导致学校自然撤并。
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同时，石楼县开始了学校寄宿制建设。2005年，石楼县所在的吕梁市开始“双百示范校”工程，即建设“条件达标、设施完备，师资配套、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初中各100所。
2007年11月，马村明德学校接受了“双百示范校”的初验。结果通报中，市教育局肯定了“该校新建餐厅功能齐全，常规管理制度精细，后勤管理工作扎实”等诸多优点外，指明问题是：“学校厕所蹲位严重不足学校没有大门，校园四通八达，可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
而石楼县参评的另外一所罗村小学，则“没有专门的操场，食品没有储藏室，存放于湿度较大的灶房，易发生变质”。
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这份通报文件上，吕梁市的这些准“寄宿示范校”几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存在问题，并被要求进行整改：如没有学生餐厅、楼梯没有扶手、甚至宿舍门内没有关扣，等等。
马村明德九年一贯制学校仍是距离县城较近、寄宿条件较好的学校之一，包括田家岔村的白婷婷在内，不少非服务区的学生转入这所学校。它的学生数从2005年的217人激增至2008年的618人，非服务区学生也在3年内增加了100人。
至2009年4月，《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文件发布时，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果已卓有成效：全县已撤并了中小学218所，还有中小学131所。
不过，这131所学校的大部分，还需要继续撤并，以达到“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附录中，任务被以表格形式分解到各乡镇中心校，细致到2009年、2010年分别撤并哪几所，都做出详细规定。
当这份规划被以“42所”的代号传开，就连一些教师、校长也暂时难以接受。虽然从2003至2009年，石楼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预计到2010年前后，仍有10000名左右的在校小学生。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直接撤并至30所，步子似乎迈得太快了。
然而，石楼中小学布局调整仍在加快节奏。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8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5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至此，石楼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进展多年。一份来自石楼县人大2008年的调研报告，将全县教育流动的基本走向归纳为：乡村教育急剧衰退，城区教育迅速扩充，表现为“城挤、乡弱、村空”的基本现状。
报告称，城区学校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及格率、优良率等参考系数上均是逐年稳步提高。
然而农村学校则保持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均的特点。其中，师资力量薄弱尤为突出。有的教师无教案、学生作业不批改。2009年，县教育体育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不少农村小学生学过的生字不会认、学过的数学题不会做，当检查人员提出质疑时，教师的理由却是，学生是傻子、呆子。对此，这份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检查结果通报中，少见地出现以下情绪化的句子：“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思议。”
部分教师的教学标准也不高。一所单人校教师在手写的工作汇报中表示，自己将认真批改作业，“做到面批面改，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题一式。决不打大对号，批改作业一律用红笔，注明日期”
有数据显示，城区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农村学生。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者七年级校均分为72.39分，后者则仅为56.07分。
这也使得部分没有被撤并学校的学生，自发地转向城区小学。2003年，石楼县教育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数量，推测出到2008-2009学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应为4300人，农村在校生应为7900人，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应该是城区学生的2倍。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参加上述考试的，农村学生只达到城区学生的1/2。
到2011年9月，石楼全县中小学还有62所，但相差悬殊，城区最大的东风小学，已达29个班1688名学生;人数最少的西山中心校，11个班仅剩74名学生。
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还在继续流失。如罗村中学，2005年小学升初中报名人数为207人，三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仅为45人。这些流失的学生，有的转入城区中学，有的失学种地或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县城里租房陪读的家长还在增加。他们的考虑简单直接：到乡里陪读，还不如直接到县城;两个孩子寄宿，还不如租房同住。一口窑洞月租150元，加上水电、面菜等生活杂费，每年开销达5000元以上。
有时，陪读需要付出更多。进城后，有孩子学会了网络游戏，成绩反而下降;有妈妈发展出婚外情，最终离了婚;村里的地没有收成，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陪读家长戏称为 “四个荒了”：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尽管如此，村民们离开家乡、为儿孙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还是日益增长，大家渐渐明白，即使是被保留的42所学校，也可能因为没有学生报名而自然撤并。就连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还可以支撑多久。韩志勇估计，转角小学消失的时间是“三年之外、五年之内”;被公认为寄宿条件较好的马村明德学校，校长郝彦平也在暗暗担心，生源会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抢走。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与危机感，弥漫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者中。郑化民形容，“这就好比有一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但又不能把他掐死，那么就给他输液维持，等着，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时至今日，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加速后，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它的速度。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而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那些走不出农村、走不进城镇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挣扎在大山的褶皱之中。
2010年10月，来到石楼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凯，打算前往一个2里地外的村庄。在半个小时的山路上，他接连看见四五处被弃的房子;有的村里，卫生室只是一个营业的药店，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广播站和电影放映几乎消失。
他发现，越偏远的村落，生活成本越高，公共服务更少。比如，政府在人畜吃水工程修好以后将维护工作承包给个人，出现问题，承包方会通过水费涨价来回收维修费，因此，有的村自来水费是每吨3元，有的村则是8元。
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一天也没有使用过，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
“随着撤点并校和移民并村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居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留守在自然村落的人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暂时被保留的教学点的教学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余凯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目前的移民并村和撤点并校政策显然无意于也不利于稳定农村人口，农村的空心化趋势还会持续。”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农村是要被抛弃的。从长期的时代发展来看，布局调整、提高教育质量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付出代价的小部分农民，是让人心酸的，”郑化民说。作为一名乡村摄影爱好者，他开始为农民与窑洞拍摄留存影像。
进入2010年，石楼县政府决定，今后三年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容易。对寄宿制学校的改造与建设正在进行，6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成为建设重点，另外，由于学校距离大多数学生居住地遥远，以及校车事故频发，幼儿生的就近入学问题也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寒假，参加石楼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校长们发现，领导们不再催促布局调整了，在上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布局调整”这一单项也不见了。
今年1月20日，国家教育部同样发布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关于布局调整，用词变得谨慎，即“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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