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赖昌星是加拿大给中国的礼物欲改善关系(图)

李振国 · 发表于 2012-4-10 21:29:58

　耗时12年的远华走私主嫌赖昌星潜逃加拿大案终于有了结果，加拿大联邦法院7月21 日否决赖昌星延缓遣返令的请求，赖昌星随即被押回中国、遭中国公安机关逮捕。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SFU）历史系助理教授周杰荣（Jeremy Brown）对《明镜》分析，赖昌星涉及的是贪腐问题，难获得他人的同情，因此在对中贸易关系的考量下，加拿大更愿意放弃赖昌星，而回到中国后的赖昌星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周杰荣为美国加州大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历史博士，研究现代中国史，目前是加拿大卑诗省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合编有《胜利困境：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
　　赖昌星自1999年从香港逃往加拿大温哥华后，多年来不断与加国的司法程序缠斗，如今胜负终底定。在温哥华期间，赖昌星曾接受过许多媒体的专访，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杰荣不做一对一的访问，而是干脆将赖昌星请到课堂上，让他与20几名学生直接对话。
　　周杰荣指出，他所开设的“从革命到改革”（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课程，内容涉及中国1949年至今的历史，当时正好谈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时期，课堂的其中一本参考书为美国作者奥古斯特（Oliver August）所撰写的《红楼内》（Inside the Red Mansion），虽然作者不在温哥华，但书中男主角却在，而且赖昌星可谓改革开放后农民致富、贿赂发家的典型商人例子，因此2009年周杰荣透过当时在西门菲沙大学就读的赖昌星之子，邀请到这位“活历史”到课堂上演讲。
　　赖昌星在课堂上表示，自己只是钻了制度的漏洞，因为与上层领导关系密切，因此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演讲当时正值赖昌星前妻曾明娜偕女儿赖真真自愿离开加拿大返回福建厦门不久，赖昌星希望自己也能回到中国，但因为担心回中国对自己不利，因此选择暂时留在加拿大。
　　虽然中国政府已承诺，赖昌星在中国的狱中保证不会受到虐待或被判处死刑，加拿大的外交官可参加赖昌星案在中国的庭审，赖昌星也会有自己的辩护律师，但在加拿大联邦法院7月21日就赖昌星的遣返展开聆讯时，赖昌星律师马特斯（David Matas）仍指出，虽然中国允许加拿大官员参加赖昌星案在中国的公开庭审，但凡有关政治敏感的案件，在中国都是秘密进行的。赖昌星的哥哥与几名涉案人都在监狱中因不明原因死亡，赖昌星也可能在同样不明的情况下死亡。
　　不过联邦法官索尔（Michel Shore）认为，赖昌星无法提出中国政府不会信守承诺的有力证据，因此否决赖昌星暂缓遣返令的申请。
　　周杰荣对《明镜》分析，加拿大在这时候决定遣返赖昌星有多种原因。首先，中国政府承诺不会虐待赖昌星或判他死刑，加拿大政府没有确切的理由不相信中方的承诺。第二，加拿大的保守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有了变化。原本的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相当重视人权问题，曾强调他不会为了在贸易上获取更大利润，而牺牲加拿大维护人权的原则，但现在的保守政府将贸易摆在人权的前头，更强调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将赖昌星遣返回中国，确实有助于改善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
　　周杰荣表示，赖昌星案除了影响中国与加拿大签订旅游协议外，原本身为加拿大锯材出口第一市场的美国，也在2009年被中国取代，这些都可看出中国在经济上对加拿大的影响。
　　“加拿大往中国靠拢，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的经济问题影响了加拿大的出口能力，所以加拿大必须找一个能替代美国的国家，而中国明显符合这样的条件。”周杰荣对《明镜》说。
　　虽然日前到中国访问的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贝尔德（John Baird）强调，赖昌星案必须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司法程序，但周杰荣指出，赖昌星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有了结果，又为何如此快速地完成遣送手续，或仍与贝尔德的访中有关，赖昌星的遣返可当成给中国的一个礼物。
　　周杰荣对《明镜》分析，由于赖昌星不是要求民主的异议人士、也不反对共产党，他的作为与腐败相关，从人权和民主的角度来说，赖昌星与艾未未或刘晓波不同，他很难得到他人的同情，所以加拿大比较愿意、也更容易放弃他。
　　有“中国经济第一案”之称的远华走私案，是中共建政以来涉及金额最大、查办时间最长的案子，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自批查，更曾愤怒地说“赖昌星死三次还不够”。在赖昌星逃亡的加拿大，民众对案情的关注度也很高。
　　周杰荣对《明镜》表示，加拿大人对赖昌星案的关心程度虽高，但每个社群的解读并不相同。最关心案情的是住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其中大部分的人认为赖昌星犯了罪，也会影响加国华人的形象，因此相当乐见将赖昌星遣返回中国。
　　至于加拿大的其他族裔，周杰荣指出，大部分人不懂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一听到赖昌星是中国第一案的fugitive（逃犯），直觉就是他犯了大罪。“他们不懂90年代贾庆林是福建省委书记，现在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里排名第四的领导，因此导致赖昌星成为第一逃犯的主要原因，是案子涉及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他们也不懂在中国90年代的经济环境与体制下，如果想在商场出人头地，不腐败就很难成功，其实至今中国仍旧如此。赖昌星并未犯什么暴力罪，他能成为全福建最有钱的商人，就非得要贿赂官员。”
　　周杰荣指出，邀赖昌星到自己的课堂上演讲时，赖已经公开承认自己逃了税、钻了漏洞，也给了一些官员钱，但这笔钱是借的，并非送的，只是对方没还，赖昌星为了保住对方的面子，也没开口要求还钱。
　　不论赖昌星是否真的只想“借”钱，他都得面临中国的司法。中国司法体制的公正性向来为外界诟病，赖昌星的律师担忧赖返回中国后，将永远无法获得公正的审判。周杰荣对《明镜》表示，确实中国的司法体制讲的并非是公平，而是党的利益，因此党的利益会决定该怎样处置这些经济犯。“他们会事先决定处置方式，在嫌犯上法院前，判决结果都已经安排妥当，我推测赖昌星会被判终身监禁，因为中国政府承诺不判死刑，如果还以死刑处置，加拿大当然不满意，即使判了死缓，而且死缓几年后很可能改为无期徒刑，加拿大也不会满意，因为不论是加拿大政府或居民，都不了解中国的司法，也不会了解死缓很可能意味着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周杰荣认为中国方面也不会想判赖昌星死刑。“中国想改善与加拿大的关系，所以不会判赖昌星死刑，而且至少一、两年内，会让加拿大的外交官去探望赖昌星。”但一、两年后，周杰荣对《明镜》表示，加拿大恐怕就会失去对赖昌星的兴趣，加拿大人会逐渐淡忘赖昌星，况且赖昌星不是加拿大人，也没有加拿大绿卡，一旦赖昌星离开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对赖昌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责任了。
　　“加拿大政府对赖昌星说：‘我们会去看你。’但这是个一辈子的承诺吗？驻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官相当忙碌，难道从此以后每年都有几天必须腾出时间探望赖昌星？我觉得恐怕探望的力度会逐渐降低。”周杰荣说。
　　确实，中国政府虐待赖昌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加关系都没有好处，但对于虐待情事，加拿大也没有明确的立场对中国提出要求。周杰荣对《明镜》分析：“假如赖昌星告诉加拿大官员，自己在监狱中被虐待、吃得不好，加拿大是否有权力要求中国政府改善赖昌星的生活条件？即使加拿大觉得自己有权力，中国政府又是否有理由听从加拿大的要求？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不少评论认为，赖昌星返回中国，将引发又一轮的政治权力斗争。在江泽民死讯热传后，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健康情况不乐观，江系势力衰退，加上赖昌星在7月7日被逮捕、 21日法官裁定遣返、22日被送上飞机，并在23日抵达北京，如此迅速地回到中国，更加反映出江系势力的失势，而胡锦涛或将趁势利用赖昌星剷除“上海帮” 势力。
　　周杰荣对《明镜》分析，胡锦涛即将退休，没意外的话，未来要接班的是习近平，因此或许习近平会如何动作才是重点。不过不论如何，赖昌星的的遣返对中国政坛应该都不致于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江泽民身体不好，贾庆林已经没有靠山，很快会退休，而且可能会安静地退休，胡锦涛、温家宝并不直接牵连到此案。也因为如此，赖昌星应不会受到太严厉的处置。“如果赖昌星在99年就被抓，他肯定已经不在了。”
　　而赖昌星虽然知道的事情多，但周杰荣认为他的话不一定有影响力，也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动盪。“中国老百姓大都能猜出谁腐败了，而且他在开庭时所说的话，可能不被检方采信，因为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是否能提出具体的证据？他有的只是自己的经历。”
　　中国贪腐官员潜逃海外是一个严重问题，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自1992年到2007年，中国外逃官员的数字多达16,000人，携带资金高达一万亿元，其中，省部级官员有87人，正厅级有320人，副地厅级有1920人，处级官员有8,250人，副处级有11,340人。
　　周杰荣对《明镜》表示，赖昌星不是贪官，他所做的事是贿赂贪官，但比起贪官，中国更可能把焦点放在那些贿赂贪官的人。虽然中共体制里或许有相当清廉的官员，但由于腐败才能成功的风气盛行，贪官也相当多，而这些有钱有权的贪官“不好处理”，因此执法单位更容易瞄准像赖昌星这种有钱但没有权的人下手，这样的人容易被牺牲。周杰荣说，当然也有官员被治，比如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但仍旧没有治到中央；要抓到中央以上的层级不容易。
　　“可是谁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是赖昌星，或是享受赖昌星金钱和小姐的官员？应该是后者，当然不是说赖昌星没有责任，他可以选择不贿赂，他也错在做得太大、太招摇，赖昌星是个很好的教训例子，但他不是主要的问题。”周杰荣说。
　　周杰荣对《明镜》指出，中国的腐败与改革开放脱离不了关系，毛泽东逝世后，体制突然敞开大门，邓小平鼓励冒险、鼓励牟利，因此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赚钱、想尽办法得到权力，因而忽视法律，所以贪腐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后果。
　　如果要减少贪腐，周杰荣认为最有效的是成立一个党外的监督部门，可以请香港或台湾的人才来管理这个部门，“如果是由党内的人监管，总会保护自己的人和利益。”或也可让其他国家的人来管理此监督部门，“听起来不太实际，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不太实际的办法。”
　　周杰荣对《明镜》表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对手，没有下台的危机意识，也就没有改造自己的动力，如果中共想强化自己的权力、让体制健康地发展，就应该允许其他党派的存在，让党派彼此竞争、牵制。国民党在70、80年代，没有必要开放其他党派的竞争，但蒋介石和蒋经国认为，如果国民党要继续生存，就需要开放，现在的国民党也确实比较健康。好的一面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人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经常以新加坡的例子，说明一党独大或一党专政也能发展出经济发达、高度廉洁的社会。周杰荣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最明显的差别在面积和人口上，而且新加坡没有经历过类似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也促使了今日中国的道德危机。周杰荣对《明镜》指出，毛泽东时代影响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在那样的时代里，如果要站到上位，或只是顺利地过日子，第一需要说假话、说党要听的话，第二必须批斗别人，因为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而现在的中国官员都是在文革时代成长的，因此毛时代的观念影响了这些官员，虽然年轻人没经历过文革，但改革开放下“向钱看”的风气，仍旧影响了年轻人，种种原因造就了中国道德观需提升的情况。
　　但中国的改变也是可期待的。周杰荣说：“我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大部分人毕业后都想回到中国，他们将带着不一样的视角回去，这些中国留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太子党’也是中国的希望，或许很难置信，但没有后台的一般官员总是小心谨慎，不愿意出事，可是太子党有背景、有靠山，比较愿意冒险、去尝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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