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质问德籍女八路 八路军怎么能有外国婆娘(图)

李振国

　本文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者：程远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的功绩，使后人赞颂；他们的勇敢精神，使后人激动不已，特别是来自法西斯策源地德国朋友的无私贡献，更令后人敬佩。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
　　监牢之苦并没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王安娜在中国的活动和工作，由于王炳南的关系，均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关照和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她悄然回国。而她留给中国人的、特别是知情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主要是她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作出了别人难以付出的贡献。
　　她的成功事迹难以全面介绍，仅就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介绍如下：
　　一、第一个八路军的外国女少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你刚从香港回来，也没好好休息。看来，你没有时间休息了。”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但不知这件要办的事情是南下，还是北上。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她自我感觉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过印支，去过香港，还去过南线搞联络、搞运输。这些任务对她说来，早已驾轻就熟；如果是北上，到华北前线，那更不难，她既有去长沙、南昌前线的经验，又有去延安的经历，可以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挠不了她去完成任务。
　　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出迎，并把王炳南夫妇领到了他的住房，还招待他们喝茶、吃花生。气氛虽然比较轻松，但王安娜仍急着要知道周恩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她去办。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问题。”
　　王安娜立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会办好的。接收和运输这类物资我已办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头绪。南部边防的海关和边卡我也都熟悉了，办起事来，都比较容易。至于和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问题，我认为更为方便。林可胜博士和他的秘书都和我很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孙夫人（宋庆龄）给我建立起来的。这次让林博士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极为容易。我去一说就行了。况且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也是红十字会会长应该做的事，也有他们的需要。”
　　周恩来频频点头，很欣赏王安娜办事的爽快劲，说的话也在理，正要说什么，只听王安娜又接着补充说：“我是‘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的代表。我正要找机会向林博士谈谈 ‘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巧得很，机会来了。”周恩来很高兴看到一个德国人对我军、我党的工作这么投入，连忙表示相信此次贵州之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接着他还说，让王安娜只身一人，走南闯北，为我们工作，实在有些不安，还不知在沿途上会有什么困难。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感谢周恩来先生考虑得如此周到。我会很珍视这一张去贵州的通行证。”王安娜并非有意强调此证专为去贵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贵州可用，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前线，也会有帮助的。”
　　“我很高兴。这种幸运，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一定要认真地去完成任务，不会辜负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说着便和王炳南一起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投入行军前的准备工作。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许多人都认为办理这个通行证，是组织上对她的关照，也是她应该获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却不完全这样看。她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关怀，感谢组织上给她办理了军用通行证，但她本人对证件这类东西，从来就不当回事，可有可无。她的办事哲学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赖什么。
　　一路上，她不愿麻烦别人，却很愿意帮助别人。
　　有一次去印度支那的边防上，许多执勤的法国人和王安娜相处得很熟。因为这些法国人大部分都出生于亚尔萨斯——一个法国东北部讲德语的地区。这些法国人听到王安娜讲德语，好像见了老乡，格外亲切，因而只要听说是王安娜要运输的货物，都一律免检放行。这样一来，王安娜在南疆边防地区就出了名了。许多地方官员或私商纷纷来求王安娜帮他们办理运输出境手续。这些要求，王安娜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但她从不向人家索取什么。有的人要给她送红包，都被她婉言回绝。
　　王安娜在中国那些年，不论是受孙夫人委托办的事，还是周恩来委托办的事，她脑子里想的是如何高效、高速、准确地把事情办好，从不把周恩来或孙夫人二位的大名挂在嘴上。当她自己遇到困难，都是自己设法克服，从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搞特殊。
　　有一次，王安娜由南疆边防要去南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路。正巧碰上一位在河内一家餐厅里相识的年轻医生。这位医生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有车去南宁。王安娜便和他商量搭他的车，她说：
　　“我因需要，必须明天赶到南宁，然后北上，现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求你帮忙，搭乘你的车。”
　　“很抱歉，不是我不帮忙，因为红十字会有规定，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乘坐红十字会的车。”
　　王安娜很有礼貌地又说：“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如果我不是为了急于北上，也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不方便搭车，你也别为难，我也不麻烦你了。”
　　这位年轻医生看到这位和气的外国妇女，也不便生硬拒绝，便勉强同意王安娜搭车，但他一直很不情愿。一路上这位年轻医生一言不发。
　　汽车快到南宁时，医生开口问王安娜：“到南宁住到哪里？”
　　“还没有定。”
　　医生沉思了一会儿说：“政府招待所你是住不上的，把你送到教会去住怎么样？”
　　“可以，谢谢你！”王安娜也不反对，她觉得住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医生在送王安娜去教会之前，想先到政府招待所问一下，他预订的房间有无变化。于是，汽车在政府招待所门前停下，医生便急匆匆地下车进了招待所，把王安娜一个人留在汽车里。
　　招待所门前，有一个卫兵。这个卫兵是国民政府李将军的下属，和王安娜较熟。这卫兵发现坐在车里的是王安娜，便大声叫道：“王安娜来了！”卫兵这一喊，惊动了在招待所内主持开会的李将军。
　　李将军在一些上校军官陪同下来到车前，并把王安娜请下了车。
　　李将军不安地问：“怎么就你一个人，连个护送、迎接的人都没有，太不像话，太委屈你了……”一连串关心而又不安和埋怨的话说个不停。
　　正在这时，那位同路来的年轻医生从招待所走了出来，他见到这个场面，有些发愣。李将军转身问这位医生：“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只是在三个小时之前，求我同意搭我的车来的。”
　　这时李将军大声说：“年轻人，你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大人物。她是受孙夫人和周恩来之委托，出来办大事的人。她还是你们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的老朋友。”医生愧疚地忙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失敬；请原谅！”
　　王安娜是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去工作、去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大招牌挂在嘴边。这次贵州之行，也没把她的军事通行证和少校头衔当回事。但她万没想到这个少校头衔，真的帮了她一个大忙。
　　王安娜在贵阳，从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医药品和补养物资，便立即装车，并押运赶路回程。路上，一行六人押着一车货物，翻山越岭，十分辛苦。由于沿途没有照明，他们只能白天行车，夜里宿营。
　　这天晚上，货车路经一个小镇。王安娜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吃晚饭，并在旅馆里休息，天亮再走。
　　这个小镇的老百姓从来就没见过外国人，更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而且更使这里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单身外国女人，竟然可以和几个大兵坐在一个货车里，显然不会是什么正经外国女人。霎时间，一些流言像流星似的传遍全镇。
　　这些流言很快就引起当地警察的注意。
　　王安娜在小镇的出现，引起众人好奇，流言蜚语也不少。这对王安娜说来，根本就没当回事，无所谓。她经过一天汽车上的颠簸劳累，晚饭之后，只剩下一个愿望，赶紧回旅店，躺下睡觉。
　　镇上的旅店很小，也很简陋。随行的行政官员为了节约，只租了三个双人间，并安排王安娜和司机同住一间。对此，王安娜也觉得无所谓，战争时期，有个地方睡觉就已经不错了。她二话没说，一头栽到床上睡着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王安娜正在酣睡，她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也不想去理他。
　　同房住的司机嘟嘟囔囔地去开门。门一开，闯进来几个警察。
　　司机很恼火，他压着怒火忙问领头的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半夜三更不让我们休息？！”
　　带头的警察开了口：
　　“我们是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八路军。”
　　“车上装运的是什么？”警官追问。
　　“是红十字会的医药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军运物资的，那个外国婆娘是干什么的？”这是警察要问的主要问题。
　　“她是我们的领导。”司机的回答刚一落音，警察吼了一声：
　　“胡说八道，八路军我见得多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外国婆娘成了八路军的头目。”一个警察说，八路军中有女头目，可是八路军是中国的部队，怎么能有外国婆娘当头目？这里有诈……
　　领头的警官比较沉着，对司机说：“那个外国女人有证件吗？”
　　司机不愿惊动王安娜，便哀求警官说：“她一路上很辛苦，已经睡下了，别再吵她了，看我的证件就行了嘛。”
　　司机这么一说，警察就更觉得有“戏”，非要检查王安娜的证件不可。
　　王安娜躺在床上，动也没动，司机和警察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她觉得很好笑，也很好玩，又觉得这样僵持下去，影响睡觉，而自己确实不想起来，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于是，她无可奈何地从手袋里拿了军用通行证，还说了一句：“拿给他们看，如果他们再闹，可就……”说着说着，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然后又向睡在床上的王安娜行了个举手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警官一边说，一边带着这几个警察轻轻地离开了王安娜的房间，在门口又向几位随行的八路军个个敬了举手礼。
　　次日清晨，旅店的服务员特意到王安娜的住房里殷勤了一番。使王安娜从起床、吃早饭到登车出发，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不仅再也听不到别人从旁议论什么，反而听到左一个“请少校”，右一个“少校请”叫个不停。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二、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
　　蒋某遂下令逮捕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扣押在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当时，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自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此，蒋介石有些不好办。蒋某既不敢将“七君子”诉诸法律程序，也不愿轻易释放他们，又怕狱外的事态越弄越大。于是，他便下令将这七人秘密由上海转押到苏州市吴县横街国民党高等法院看守所，而且还指示苏州，对“七君子”要严加看管，除近亲以外，不准外人探视。这样便激起了一个全国性声援“七君子”的活动。
　　王安娜在上海闻风而动，立即投入了这一营救和声援活动。
　　王安娜和沈钧儒曾有过多次接触。1936年王安娜配合王炳南活跃在上海政界和文化界的时候，曾结识了许多显赫人物，其中她最为敬佩的就是这位“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沈钧儒是在“救国会”的一次聚会活动中。当王炳南正要向王安娜介绍沈钧儒时，这位身穿中式长衫、银髯垂胸的沈老已主动走过来和王安娜夫妇打招呼。
　　王安娜立刻被沈老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染。她很容易和这位中国闻名的法学家沈老攀谈了起来。
　　沈老对王安娜说，他对德国特别好感，他曾把三个孩子送到德国去留学。王安娜则明确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救国会”的活动。两人的交谈融洽和谐，使王安娜终身难忘。特别使她兴奋的是，她得知沈老家里，还有一个德国儿媳妇，长期和他儿子住在西安。这对王安娜说来，是个喜讯，在异国他乡，幸遇德国同胞，自然十分高兴，她决心去西安拜访。
　　沈老入狱后，王安娜为了营救和声援“七君子”，在国际上竭力扩大宣传，以争取世界上反法西斯战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要和沈老取得联系，以便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斗争。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这位美国记者富有正义感，对王安娜谈的情况很感兴趣，他表示也想写一篇“七君子”转押到苏州监狱的前后情况，但苦于苏州监狱封锁得很厉害，很难捞到第一手材料。
　　两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钧儒有个德国儿媳妇。“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非常兴奋地对美国记者说：“既然苏州监狱不限制亲属探监；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又没到过苏州，我为什么不冒充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到苏州监狱去探望公公呢！”这位美国记者听后，大为喝彩。
　　王安娜在上海将幼子黎明安排妥当后，立即赶赴苏州。她以儿媳探视公公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苏州监狱，没受到任何阻挠。
　　沈钧儒等六位男囚犯看到德国朋友王安娜前来探监，喜出望外，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欢迎她。这几位爱国人士得知王安娜是冒充沈先生的德国儿媳名义，巧妙地冒险探狱，都捧腹大笑，并对她的诚意深为感动。大家一致认为，王安娜给他们带来了可以和新闻界联系的极好机会；应该借此机会将狱中的情况和他们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传到狱外。
　　王安娜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整天，和“救国会”的几位难友们共同领略了一番狱中之苦。略有不足的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来探监的，只能和沈钧儒等人呆在男牢里，不能到处乱串，因此没能去女牢探望一下“七君子”中惟一的一位女士。
　　王安娜此举，一来是给“七君子”带来了慰问；二来是沟通了监狱内外的斗争；三来是王安娜可以获得“七君子”在狱中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王安娜的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团结抗日的总趋势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西安事变”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受到社会各界、包括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的高度赞赏。“西安事变” 打响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就是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七君子”。就这样，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风暴。这一风暴对推动蒋介石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