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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季羡林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在临清举行,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也来到了临清。9日晚,虽然经历了一路劳顿,季承先生仍然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采访过程中,他提到了5年之后回过头来对父亲的新认识,也对外界的一些看法作了回应。
谈父亲
5年后扪心自问
那本书没有大的错误
记者:季先生您好,很荣幸见到您。如今季羡林先生逝世已经5年了,但在家乡父老的心里,对季老的思念之情却越来越强烈。我想了解一下,在这过去的5年中,作为您个人,回过头来看,对于父亲,对于往事,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感受?
季承:首先我想说的是,作为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属、亲朋,对于我们老家——特别是父亲出生地的党委、政府以及家乡父老,对于我父亲去世5周年举行的此次纪念和追思活动,表示感谢和感激。季羡林先生生在临清,但他一生只在临清待了6年,90多年是在外地。尽管如此,他对家乡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甚至可以说,对于家乡的感情,胜过了对外面世界的感情。所以他一有机会就想回到家乡。直到去世之前,他对于家乡都是十分怀念的。
季承:如今,5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作为家人来讲,我们对于父亲的认识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和深入。总的来说,父亲就是非常朴实、朴素的一个大学者,他虽然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但朴素的本质始终不变。而这种朴素的本质就来源于家乡,来源于他在这里生活了6年的经历。所以我要感谢家乡对于父亲这种品质的影响。
季承:在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备注:《我和父亲季羡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的一种声音就说,我对于父亲有一些褒贬。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反应是对的,因为父亲在大家心目中的威望和我在书中所说的一些往事之间有落差。的确,我是对于父亲有一些评论。但是过了5年之后再看这件事,我扪心自问,写这本书,没有大的错误。如今静下心来想一想,我觉得我说的那些事情,不会掩盖或冲淡了季羡林先生的优点和成就。另外,大家可能还会对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有些质疑。实际上,我从未恶意地想从任何方面来否定我的父亲,我是想讲一讲全面的、真实的季羡林。
记者:对,现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季羡林先生活得很真实,你的这本书也是在真实地展现一些事实。
季承:对,这里面没有虚假的东西,很多人提到要“为尊者讳”,但我觉得书中所说的这些事情不会影响季先生的品质,所以也谈不上需要避讳的问题。因为我不是想否定他。而是想客观地讲一讲,让大家比较全面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季羡林。
记者:在您感觉里,你书中所说的这些,是不可能掩盖季羡林先生的光芒的,是这样吗?
季承:对,我这本书也是想让大家对于季羡林先生的长处、好处有更深刻的了解,然后更坚定地发扬季羡林先生的一些优点。在我看来,先父的优点就是勤奋、刻苦,不慕虚名。虽然大家有很多恭维,但他都不为所动,还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做人。我觉得这一点在当前这种社会现实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尤其是要发扬这种非常朴素、平易近人的精神,学习他不为声色、名利所动,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做事的态度。
记者:的确,在当前这种被认为非常浮躁的大环境下,这种精神特别应该提倡。
季承: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举行这样一个追思会、纪念会,正是为了发扬这种精神,让各界人士和以后的年轻人能不断地继承发扬季羡林先生的优点和长处。
谈大师
产生大师需要条件
当前有最好的时机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做学问,做研究,不能不提到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作为钱老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也不容回避。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作为科研领域的一位专家,您对此有哪些看法?
季承:对于钱学森先生,我也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们两人工作的单位有很密切的关系(备注:季承退休前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钱学森先生这一问,我觉得特别深刻。我觉得是这样的,产生大师是需要条件的,当前随着我们改革开放,各种思潮涌起。但在某些地方,大家变得特别浮躁。我认为,当前要产生大师,还是有条件的,关键是青年学人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最近,知名作家卞毓方——他也来到了临清,就写了一本书叫《寻找大师》,涉及到现在健在的很多人物,我认为其中有很多就是大师,只是还没被社会承认。卞毓方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当前有没有大师成长的条件,有没有当代的大师。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这种寻找本身的意义就很大。现在大家都说,如今是没有大师的时代,但也是出现大师最好的时机,有志于成为大师的学者,可以抓住这个时机。
谈出书
季羡林留德十年日记
近期就会出版
记者:我们刚才聊到,在季老去世之后,您出了一本书,那么最近几年,你对于季羡林先生的文稿等有没有进行新的整理?
季承:近几年,我的工作包括这么几项:整理父亲的一些文化遗物,像手稿、日记啊,等等。另外协助咱们临清建立了季羡林纪念馆,并在西安建立了季羡林国学院,以及在济南等一些地方建立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场所。在整理遗作方面,我现在主要是在整理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日记,从他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一直到回到祖国的日记,大约150万字的样子,我们准备分6册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好在在我和李小军(季羡林国学院驻京办事处主任)、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还有出版社共同努力,最近把这项工程完成了,大约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就能出版,现在印样我都已经看过了。此外,我和很多出版社在不断地出版季先生的著作,出版社也花费了很大的经历,对季先生的一些著作进行完善,出了很多很好的版本。另外,我还准备再写一些东西,关于季羡林先生以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可以算作对那本书的续集。因为很多事情,大家还没看到结果,很多内幕还没披露。
谈梦想
准备成立季羡林文化基金
打造成社科领域“诺贝尔奖”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工作吗?
季承:再进一步来说,我有一个设想,就是以季先生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化基金,就叫季羡林文化基金,让它成为中国社科领域一个重要的奖金,奖励特别是季羡林先生所涉及的领域内的著作或个人、单位,把它打造成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季羡林先生当初说,“我就是一个教授,一个东方学家。”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他认为,有这两个帽子就够了。正因为如此,我想让这个基金来促进东方学、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现在这个基金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卞毓方先生就是筹备组的负责人,一些章程已经起草完毕,还需要聘请一些人员等,就可以注册了。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钱,所以我想在季先生的遗产里面拿出一部分把它建立起来。这个基金的注册资金至少需要两千万,我想还要多增加一些,有可能的话一开始就让它有一个亿的资金,用于全社会包括东方诸国东方学、历史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当然这还需要我和北大方面对于季先生的遗产进行协商。
季承:成立了这个基金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聊城大学今年的季羡林学院有18个学生,我前一段时间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点钱作为这18个学生的奖学金,现在来看,今年是没有问题了。但明年如果学院扩大招生,我捐的那点钱就不够了。当然,如果确实需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明年可能还会自己拿出一点钱来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有了这个基金,一切就不成问题了。
记者:刚才听你所说,好像我们这个基金所针对的对象范围还要更广一些,是面向整个东南亚甚至世界的一个基金。
季承:对,只要是对东方学、语言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术成就,不管你是中国的,还是印度、巴基斯坦的,我们都可以奖励。
谈运河
大运河成功申遗
给临清带来利好
记者:季先生,我不知道您今年是第几次来到临清,不过现在的临清与6月之前的临清还是有了一些不同。今年6月下旬,大运河申遗成功,而临清是其中一个重要申遗点,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临清如今已经可以被称为世界遗产城市。您对于大运河申遗,对于现在的临清遗产保护,有哪些看法呢?
季承:大运河成功申遗,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运河是我们中国千百年来的杰作和骄傲,在运河沿岸,临清是重要的运河古城,也是耀眼的明珠。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运河申遗虽然成功了,但运河现在在经济地位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如以前了。我们现在到临清来,高铁、动车都不经过这里,交通的还不发达使得临清显得有一些偏远,这也限制了临清的快速发展。我觉得随着申遗的成功,对于与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肯定会带来利好。
(记者 赵宗锋 孙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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