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济增长 忽视健康 美刊称中国沦为“东亚病夫”

李振国

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0月26日公布11月至12月双月刊题为“东亚病夫”（The Sick Man of Asia）文章称，中共领导人一股脑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公共健康长期被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讲，比毛泽东时代的公共健康状况都要糟糕。尽管中共领导人近年推出改革，但中国民众疾患状况愈趋恶化，直接威胁中国医疗保健体系，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甚至会威胁中国政体稳定。
　　文章提到中国犹如一位“沉睡中的病态巨人”（a slicky sleeping giant），称在过去几十年，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民众健康状况不见改善。
　　中国人均寿命增幅不及“地区水平”
　　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大约有4亿至5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是，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平均寿命在1981年至2009年间仅仅增加了5年左右（68岁至73岁），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的第4年（1980年），中国人均寿命增幅高达约33%。而且，和中国在1981年人均寿命持平的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截止2009年的人均寿命增加7至14年。据世界银行统计，1981年和中国人均寿命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截止2009年人均寿命同样增加7至10年。
　　中国呈现疾患之最
　　纵观中国承受的疾病负担也令人担忧。和大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仍面临艾滋病（AIDS）、结核病、病毒性肝炎和狂犬病在内的微生物细菌及病毒性威胁。例如，超过1.3亿中国人口带有乙型肝炎病毒（HBV），占到世界HBV携带者数量的1/3。与此同时，一些曾被视为是发达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病例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愈趋难控。2010年英国一份医学杂志研究发现，中国糖尿病人口达世界之最，且蔓延速度远超欧美国家；2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当中患有糖尿病的占到近10%，几乎接近美国水平（11%），但远超加拿大、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当前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癌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案例的85%，远超世界平均水平（60%）。造成以上高比例的一大因素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
　　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13%，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一份近期报告显示，如果中共不采取相关有效措施促进老龄化的健康发展，中国在2030年面临的非传染性疾病将至少增加40%。截止2030年，中国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口数量也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此类疾患总和。中国很多人也面临心理疾病困扰。据北京一家医院调查研究发现，大约17.5%的中国人（1.13亿）存在某种形式的心理问题。而据统计，每年大约有28.7万中国人选择自杀（每10万人当中约有23人自毙），这一数据属历史之最，是美国的2倍之多。
　　后毛时代中共重经济轻医疗
　　尽管面临以上诸多问题，只关注经济增长的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公共卫生方面。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医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瓦解，政府医疗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由1980年的1.1%左右下降至2002年的0.8%左右（2002年，美国政府医疗开支占GDP的6.7%）。
　　中共上世纪80年代推出市场改革也再次重挫已经衰弱的医疗体系：截止2003年，超7成中国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障，虽然中共之后开始了一些改革，但中国疾病负担同时也在增加，威胁到了全国医疗体系、经济、甚至中共政体稳定。
　　纵观中国历史，医疗保健被视为是一种个人责任，而非个人权利。毛泽东成立新中国后建立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医疗体系，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为官员和工人建立了医疗保健计划，并在地方县市修建医院诊所；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期后，为了得到免费医疗保障，农民愿意支持农业集体户和人民公社的扩张，最终反而成为新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和金融基础；1959年，中国在农村建立了由县医院、公社医疗中心和村诊所的三级医疗体系，不但提供医疗护理，而且还传达相关疾病防控保健护理，为中共防止感染性疾病蔓延起到关键作用；文革开始时期，官僚腐败受到遏制，政策协调逐步加强，大量卫生干线工作者被派往农村（即所谓的“赤脚医生”），及时为农民提供日常医疗护理，以公社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开始普及。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赤脚医生”大概有1,800万，合作性医疗护理覆盖全国90%多的农村地区，几乎每家公社都有一个医疗护理中心。中国当时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医生、护士和病床，中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显著提升，1975年的死亡率为0.7%（1000人当中有7人死亡），而1949年死亡率为2%（1000人当中有20人死亡）。而且，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中国人民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至65岁。
　　但是，毛泽东逝世后，接下来的经济改革戏剧性地转变了这一前景，1980年初公社瓦解、分户耕作则取消了公社福利基金；合作性医疗贯彻度大幅下滑，“赤脚医生”数量锐减，农业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农民也开始选择在城市医院医疗中心就诊。这一发展趋势损害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产生了要求更高、质量更好的城市医疗。然而却使得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狠打的官僚领导再次复燃。这些变化都是伴随着中共注重经济发展的议程调整，公共卫生在经济发展背景下沦至次要位置。通过将经济发展作为新的政绩标尺，地方官员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毛时代已被消除的传染性疾病再次爆发并蔓延。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形势下，中共支持的下滑也使得医疗提供商发生行为转变，沦为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公共医院为了弥补政府支持缩小带来的损失，开始大量兜售药品，并提供额外、高技术服务，使得整体医疗开支成倍增加。
　
　中共在医疗危机中求进
　　2003年SARS爆发震惊中共，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关系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当时SARS爆发后9月内报告的全国SARS传染病例高达8,422起，SARS死亡病例916起。中共新领导班子当时对SARS爆发初期信息的压制和“无作为”曾在全国引发担忧和流言蜚语。而SARS爆发也给中共带来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最严重的社会、政治挑战。SARS结束后，中共投入大气力增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截止2008年，中共已建立多层级疾病监控和报告体系，允许医院直接向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报告可疑病例；2009年，中共公布一项至2011年的3年计划，向医疗部门注资大约1,230亿。由于中共此番努力，中共医疗支出在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大幅上升，由2002年的16%上升至2010年的24%左右。
　　截止2010年末，中国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据称已超过94%。
　　但是，当前中国公共卫生仍然存在问题，比如心理健康问题亟待被纳入中共重要改革议程。中国超过2,600万人遭受抑郁症之苦，其中只有10%的人能够接受相关医疗护理。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融资方面存在缺口。中共中央政府只承担所有公共卫生资金的30%左右费用，剩下的由地方政府填补。但是，地方政府太关注于GDP增长，以至于他们缺少增加医疗开支的动力；中共提出的全面覆盖计划也未能解决城乡医疗巨大差距。而且，城市医院仍在迅速扩张，导致农村地区下级医院人才流失，反而不利于中共提升农村社区医疗机构的努力。另外，没有了政府的全额资助，官方口中的非营利性医院开始受政府权力庇护，没有了足够监管，医院增加收入的动机反而抬升了医疗成本。
　　同样，中共也未能有效解决一些重大危险因素，如吸烟、环境恶化、危险药品和食品等。中国2003年曾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在2011年1月9日禁止在工作场合和室内吸烟。但是，这一截止日期已过，但未取得明显改变。当前中国烟民数量超过3亿，几乎是整个美国人口数量。另外，7.4亿中国人则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5岁以下的烟民达1.8亿），比2006年增加了近2亿。同时，中国烟草产量也在大幅增加。有中国疾控中心最近一份报告指出，烟草产业作为许多省份的经济支柱性产业，已开始干涉和实施相关烟草控制政策。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目前，也不是中共医疗改革议程的主要议题。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环保总局2007年公布的研究显示，中国全国每年大概有75万人因环境污染早死。中国食品及药品安全更是无所不在。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多起食品药品事故：如“毒奶粉”事件。据2009年一份中国民调显示，中国民众最关心的三大问题便是：腐败、医疗改革和食品药品安全。
　　医疗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
　　就未来挑战而言，最近一份官方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5年，中国病人数量将增加近70%，住院治疗者增幅超43%，每年门诊病人数量增幅超37%，总体医疗开支将超过50%。疾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影响中国经济活动及发展；没有完善的安全网络，民众健康状况不佳反而会压制国内需求；HIV等传染性疾病更是威胁中共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医疗状况不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对中共政治稳定性具有重要暗示作用。要想避免出现这些挑战或威胁，中国可以允许得不到周到服务的民众组建独立机构，为自己健康利益争权益。但是，中共当前的政治体制内，弱势群体上午任何可以表达苦楚或诉求的机构，所以许多人直接将矛头对准政府。
　　文章认为，中国医疗危机其实就是一场统治危机。中共地方官员对改善医疗保健兴趣不大，他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保障经济稳步增长方面。另一个问题便是，中共处理医疗政策时缺少“官僚能力”，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难以有效监管政策贯彻人的行为。不过，中共中央政府有一个能力，那就是在危机爆发时，存在加强应对的能力。但在其他时候，北京很少认真考虑民众真正所需、所想和所求，国力再强大难以转化为更大的有效力。
　　文章最后称，不管如何，中共仍然有能力开展某种政治上能够接受的举措，以阻止当前医疗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首先，中共要努力解决中共巨大疾病负担，积极采取措施防控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包括心理疾病；中国应该放弃“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尤其在城市亦如此，这样，中国可以通过缩小退休人数数量、增加工龄人数，以便在未来竞争中保持竞争性；中共应该采取措施限制风险因素持续发酵，包括烟草使用、酗酒和非健康饮食等；中共还应加强医疗体系有效传递卫生服务和医药供应，促使中国医疗体系更加接近大众，让大众更能担负得起。最后便是医生培养及薪酬制度。政府不应该全额制服医生薪资，也应该由第三方独立医疗管理机构资助。以上措施虽然不能绝对解决政府管制问题，但是，可以在中共保持掌权的同时，促使中共遏制医疗危机爆发，为中国民众带来更好、并能承担得起的医疗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