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武训

曹燕庆

山东武训纪念馆里，一位女教师给小学生们讲述武训兴办义学的故事。

镜头回溯到逝去的年代。武训5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武训7岁时，拿着积蓄的200文铜钱求私塾老师收留读书，却被富家子弟羞辱后赶出学堂。母亲死后，武训随伯母生活，17岁时在财主张举人家中做长工，备受欺压。在张家，武训结识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并得到他们的照顾。武训得知，小桃正是因为不识字才被骗到这里来的，这让他更加痛切地感到穷人不识字的不幸。武训熬了几年长工，因伯母病重，于是向张举人提取工钱。不料，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竟然作假账抵赖，武训不仅分文未得，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打抱不平，痛殴赵熊后，把武训救到破庙里安身。为此，周大被关进监狱。这时，张家四奶奶打算把小桃卖给曹屠夫。小桃闻知，逃到破庙与武训商量对策，却见武训行止疯癫,只痴心于兴办义学,小桃欲言又止。这时，赵熊来破庙来抢小桃，武训挺身而出，奋力救护小桃，却遭到赵熊和家丁的殴打。当晚，绝望的小桃饮恨自尽。

为了实现办义学的心愿，武训开始了唱歌卖艺、装疯弄傻的屈辱生活。不久，周大越狱成功，欲投奔农民起义军，他劝武训同往，武训没有同意。

10年后，武训积聚了120吊铜钱，他把钱存放在地保高春山处，高春山却指使刘四从武训住处偷走字据，趁机侵吞了钱款。虽然经此打击，但是武训初衷不改。

又过了二十年，武训购置了—些学田，并积存了六千多串铜钱。为实现办义学的宏愿，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士绅郭芬为武训的精神所感动，便向杨进士说情，义学终于办成。

武训路遇周大。周大主张揭竿起义，除恶务尽，他提醒武训，千万不要轻信受骗。武训则认为穷人只有读书识字，才能免于受骗被欺，单凭厮杀反抗，难除世上坏人。这天，武训在义学中听到学生发出读书为做官和厌恶农民劳动的议论，深为震动与痛心。

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邀功，奏报皇上，为武训请封。满清皇帝正欲收买民心，恩准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但这一切都不是武训兴办义学的初衷，他由疑惑不解而坠入痛苦深渊。在授黄马褂的盛典上，武训装疯狂笑，在地上打滚。

    此时，周大率农民义军，火焚张举人家，张举人当场毙命。满清官员闻风逃窜。受到愚弄和欺骗的武训于万分悲愤中拖着黄马褂走进义学，他深切地叮咛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随后，武训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

   

影片对武训的评价引起争议，但后来论争逐渐升级，最终由单纯的学术研讨演变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

本片编导孙瑜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导演，曾导演过《大路》、《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等经典作品，享有“银幕诗人”的美誉。《武训传》是他在新旧两个社会交替的特殊时期拍成的，也是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1944年秋，孙瑜在重庆会见著名的教育家陶行之先生，陶先生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将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读了这部画传，深为武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武训传》剧本于1944年秋完成，1948年7月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完成了全片的三分之一，同年11月因经济原因停拍，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拍摄权和已拍成的胶片。上海解放后，编导感觉到“武训行乞兴学，那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在刚刚解放的火热的革命胜利情绪中显得不够积极”，为此“曾一度考虑停摄”。1949年7月，孙瑜出席了第一次文代会，在会上听取了周总理的意见。回上海后，孙瑜与影片的主创人员进一步修改了剧本。做出了较大的改动，将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兴学失败的悲剧。另外，剧本还增加了周大参加起义军一条线索，以反衬武训的失败。

影片《武训传》上映后，先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不仅《大众电影》出版了特辑，还被列为1950年评奖当选的10部影片之一。然而，没过多久，《武训传》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提出了严厉批判。同日的《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也同时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5月23日，中央电影局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至此，以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的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

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结束了新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一次繁荣。与此同时，党内还批判了成荫导演的《荣誉属于谁》，《内蒙春光》也因民族问题受到批判。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关连长》、《影迷传》、《腐蚀》、《我们夫妇之间》、《太太问题》、《夫妇进行曲》等，也都受到批判。从一部部影片中，提出一个个问题，然后上升到政治高度进行批判，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运动，严重挫伤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在批判《武训传》以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许多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不得不忙于检查思想，一时间，电影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便衰落了。

34年后，胡乔木在陶行之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否定了解放初期的这场批判，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仍然没能重映。

在拍摄《武训传》时，编导孙瑜对未来影片的主题思想的理解是：评述和刻画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歌颂他坚持到底的精神，描写武训发现兴学失败的悲痛，以及转而对周大武装斗争所寄于的希望。就影片本身讲，确实存在欠缺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对武训这一人物缺乏正确的评价。编导是想通过“批判结合歌颂”的艺术手法，一方面批判武训的“兴学的失败”，另一方面又歌颂他为穷孩子们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精神。歌颂与批判原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孙瑜却企图把这两者统一在一部影片里，结果反倒让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境地。

《武训传》过分地肯定了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甚至认为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不可否认，这是创作思想的失误。为了表现武训“悲剧性的反抗和服务性的牺牲精神”，影片细致地描写了武训为行乞兴学，在地主豪绅面前逆来顺受、丑态百出的奴才相。如此的创作意图严重地损害了影片主题思想的表达。1951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刚刚摆脱压迫和苦难的人民群众，都希望从银幕上看到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看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豪情奋发的新景象，电影《武训传》恰恰在这一方面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客观地说，当时对《武训传》的批判，从一开始就采取大规模群众批判的方式，甚至还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做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实际上，《武训传》并没有肯定武训的道路，也没有“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武训对穷孩子学了文化就想当官，也产生了疑问，因此，《社论》批判《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是根本不成立的。

在这部影片中，著名演员赵丹成功地塑造了武训的形象，其 充满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时至今日，孙瑜仍认为武训是赵丹一生中演得最好的一个角色。

   

徐兴广

一位女教师给小学生们讲述武训兴办义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