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云鹤到蓝苹: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图)

李振国

　　[导读]1933年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田汉门下
　
　
　　资料图：江青与毛泽东在陕北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王凡 东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