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里的阳谷英雄

徐兴广

■本报记者 马子清 本报通讯员 韩兆星 1984年秋，韩子栋（中）与程思远（左）、沈醉（右）在一起。 　　伴随着十八大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红色追忆不断升温。一部《红岩》曾经感染了几代人，让全国记住了那些英雄的名字：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华子良……名字是虚构的，但故事却都是血和泪铸成的真实。其中，著名的“疯老头”华子良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坐牢多年，装疯卖傻，一直默默为党工作着，并最终在1947年越狱成功。华子良的人物原型，就是山东阳谷县人韩子栋。 　　“只希望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镜头拉回65年前，那一年，韩子栋终于逃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窟。 　　据韩子栋在回忆录中所述，那天，1947年8月 18日，韩子栋开始实施他的越狱逃跑计划。 　　当天下午太阳正毒，韩子栋和看守卢北春外出买东西。从嘉陵江畔往回走的时候，韩子栋为拖延时间，用买东西的钱请卢北春吃冷食。凑巧遇到卢北春的熟人胡维景，胡家不远，胡维景邀请卢北春到他家里去玩。胡维景的太太是个牌迷，卢北春是个“牌鬼”，刚好又来了两个看守，四人打起牌来。只有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 　　韩子栋搬了一把躺椅，躺在房门东边的小夹道上，那个勤务兵也搬个凳子坐在附近。韩子栋不动声色地扇着扇子、喝茶。过了好大会儿，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他去买西瓜。“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说。韩子栋知道附近没有卖冰的，故意让他去远点的地方买冰。等勤务兵走远了，韩子栋把草帽往躺椅上一放，装作解手，大步向东走去。等走出看守的视野，他飞快地跑起来。 　　韩子栋原计划坐轿子到重庆大学，没有找到轿子，只好改变路线，跑到嘉陵江边，上了一条船。为躲避追赶者的视线，他装病，趴在船上，把一包仁丹吞进去。船夫见状，连忙让他睡在舱内。上岸后，韩子栋取路赶往解放区。 　　韩子栋跑了好长时间后，卢北春他们才发现。他们当即追到江边，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回到白公馆。晚上9点多才向看守所长汇报。特务头子气极败坏，下令紧急戒严，特务倾巢出动，带着警犬四处搜查，没有任何结果。此后，韩子栋钻山林走僻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夜行昼伏，腿被恶狗咬伤溃烂化脓，幸亏遇到一位药农为其治疗，才保住了双腿。 　　历尽艰辛45天，韩子栋终于在山东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 　　1948年1月，韩子栋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当时的中组部负责同志对他说：“你能经受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见的，堪称难能可贵。”他问韩子栋有什么要求，韩子栋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不为人知的“北京特科” 　　韩子栋曾在《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中这样写道:“我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那里是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景阳岗，传说武松打虎的地方。从小，武松打虎的故事，通过祖辈父辈，一代代向儿孙讲述。对此，我亦记得滚瓜烂熟--当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人生战场将有什么遭遇，但英雄伏魔降虎的气概，一直为我所崇敬。” 　　1930年，21岁的韩子栋不得不离开山东，来到北平。一天，当他饿着肚子徘徊街头时，忽见墙上广告栏里的半截“私立山东中学”招生广告。心怀救国理想和渴求知识的他立刻找上门去，拜见了学校董事长李澄之、校长郝任夫。李、郝二人都是进步人士，又是山东老乡，对韩子栋的遭遇深表同情，爽快答应将他安排在校读书。继而又介绍他去春秋书店当店员，由于韩子栋的勤奋努力，不久就成为书店营业部的经理。有了一定积攒后，他又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就读，成为半工半读的学生。 　　这个位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除销售一般书刊外，还暗中销售革命书籍。一位名叫周怡的顾客常来书店小坐，与韩子栋聊天，后彼此成为了知心朋友。周怡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八路军驻渝联络处负责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成立后，又任办事处副处长。此时，周怡正在设法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点，通过长期观察了解和深入谈心，他对韩子栋建立起了信任。一天，周怡向韩子栋谈起了入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韩子栋梦寐以求的愿望。几年的亲身经历使他看到，国民党已经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对国民党已丧失了信心。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于是一直苦苦寻找接近和联系的机会。现在周怡主动问及，他喜不自禁，兴奋地握住周怡的手说:“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也是我来北平的首要目的。”1932年1月，由周怡介绍，韩子栋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韩子栋说:“从这天起，我觉得我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成了最幸福的人！”韩子栋入党后，直接受周怡领导。从此，春秋书店成为了中共中央保卫局北方分局（又名北方政治保卫局）的联络点，也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点。 　　“北京特科”是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的党的隐密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受空前劫难。为防不测，周恩来指示曾与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受训、时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经陈赓与吴成方同志研究，决定在北平组建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由此便诞生了由吴成方同志奉命创建的“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组建，初建时其核心人物为吴成方、肖明、周怡等人。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物色人员，发展、壮大组织。“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方各界的重要情报，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5年时间。作为其秘密工作点的春秋书店，走出了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正是其中之一，是在“北京特科”历练下成长起来的钢铁战士。 　　韩子栋两次回故乡 　　韩子栋的堂侄韩兆星今年58岁，曾任石佛镇睡虎村完全小学副校长，从教三十余年。韩兆星十多年来一直奔走于北京、上海、合肥、贵州等地，与韩子栋定居于外地的亲属见面，拜访韩子栋当年狱友的后人，还与“小萝卜头”的亲哥哥宋振镛会面，广泛搜集有关韩子栋生前的档案文字资料和珍贵照片，希望能将更多关于这位传奇英雄的故事告诉世人。在他的记忆中，一共见过韩子栋三次。其中有两次都在韩子栋返乡回阳谷的时候。 　　1947年农历十月初十下午，在冀鲁豫边区参加土改工作的韩子栋，回到了阳谷县韩庄村。在村口遇到村里人，打听韩之栋（原名），人家说：“之栋早死了多年了。”回到家，他故意问妻子：“之栋回来了，你知道吗？”妻子说：“ 之栋早死了，你不要骗人了，快出去！”韩子栋摘掉草帽，洗洗脸，又刮了刮胡须，说：“你看我是谁？”……女儿韩秀融，悲喜交加地喊了声“爸爸”，就大哭起来。 　　乡亲们闻讯赶来看他，他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还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在他的发动下，村里组织开展了支前活动，男青年踊跃参军，妇女忙着为解放军做军鞋。韩子栋还教育村里的妇女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放开小脚，学文化、学技术，并教她们识字。 　　韩子栋第二次回乡是在 1979年4月，他蹲了8年牛棚，冤案刚平反昭雪。这次回来，韩子栋在聊城、阳谷分别给地直、县直的党员干部作了报告，号召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14年的牢狱生涯，对韩子栋的影响很深，他一听到炒菜的声音和弄钥匙的响声，就会想起敌人对他用刑的情景，头发、汗毛会竖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去。妻子炒菜时总把厨房的门关好。而钥匙晃动的声音，会让他想到过去的牢狱时光，想起开牢门拉他或狱友去审问、受刑甚至枪杀的画面，这使他很难受，往往要几天后才能暂时平复内心的痛苦。 　　韩子栋从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在1985年离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关心下一代和青少年教育事业中去。他经常往返奔波于全国各地，以自己特殊的斗争经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中，韩子栋发现当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的滞后形成强烈反差。他担心这样长期下去，会导致青少年的精神滑坡，这使他产生了用“小萝卜头”的形象和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想法。 　　1990年，韩子栋受中国关工委和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的委托，组织一些老同志筹办了“小萝卜头少年教育委员会”。在给青少年作报告时，他多次深情地回忆了“小萝卜头”这位在狱中与他共同传递情报的“老战友”。 　　为了让“小萝卜头”的生动形象扎根于孩子们心间，韩子栋倡议为“小萝卜头”塑像。1991年，韩子栋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但躺在病榻上的他，心中想的仍然是关心和教育下一代。他在逝世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争取活到90岁，还要再干几年，在全国多塑些‘小萝卜头’像，为教育青少年再多做一些工作。” 　　遗憾的是，仅仅一年之后，这位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亲人的深深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