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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东冠县人 作者:杜振杰
我出生在北京,生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填了无数的表格,在籍贯的一栏中始终填写的都是山东省冠县。但我始终没有回过老家。
父亲生前曾反复说去世后要把骨灰安葬在老家,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3月28日至29日,我随二哥、三哥以及三姐回到老家,为父亲安葬的事情进行考察,并首次到了埋葬先人的祖坟上进行祭奠。
从北京走京石高速,到邯郸上青兰高速,全程的高度公路拉进了与老家的距离。6个小时的车程,平均120公里的速度,把我带到了山东省冠县,这个曾经是全国贫困县的鲁西北小县。
这里与河北省的馆陶县接壤,地处黄河流域,平原盐碱地,海拔高度40米左右,是个农业县,以小麦、玉米为主,棉花、花生经济作物也有种植。近年来大面积种植梨树,并形成了规模,“中华第一梨园”占地万亩,并在每年的4月上旬举办梨花节,冠县梨也出现在各种媒体的广告当中。
冠县的县城,看上去与北方欠发达的县没有什么区别,到是县城北面的高层居民住宅和东面的开发区有了一些城市的样子和工业的影子。但总体还是落后,特别是与同在一个省的青岛、烟台比,落后至少50年。
听说,由于山东省为了经济大省等各种荣誉,为了满足条件(全省不能有国家级贫困县),把冠县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的帽子换成了省级贫困县的帽子。其实在很多省和地区,人家还在抢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这顶帽子带有很多的优惠与政策。
29日,在六哥(我的叔伯哥哥,我们同是一个老老爷爷的后代,没有出四福,他是县民政局的干部)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姥爷、姥姥位于袁庄的坟前祭奠。一位远房亲亲,从辈份上我们喊他舅舅,名叫袁振才,今年78岁了。他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姥爷、姥姥以及母亲在老家生活的事情,并说在1974年左右,他还到北京看望过病重的母亲。在舅舅和他儿子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姥爷、姥姥的坟前,按照当地的风俗祭奠,并下跪磕了4个头。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姥爷最后的时光住在北京我们家中,随后就病死在西面的房间,出殡时我还跟马车,一起到了坟地,看着姥爷安葬。后来,妈妈请老家一位姓边的亲亲到北京,把姥爷的遗骨起出,带回老家与姥姥合葬。今天,我首次在老家给他们磕头,也替妈妈完成了她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
之后,我们来到了辛集乡冯杜庄,这是我们的老家,是祖辈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你家的老房子的地方,我重新盖了房子,现在是我三儿子住。”五哥(六哥的哥哥,一直在家务农)指着一栋三间北房告诉我。几个老婆婆也围拢过来,来着二哥的手,念叨着父亲、母亲、姑姑、大哥的名字。那对话的乡音,让我很是亲切,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母亲的谈话。
祖坟在村西一片麦子地里,已经有10厘米高的麦地里,凸出有8个坟冢,五哥按顺序告诉大家,那个是他的父亲,那个是我们的爷爷,那个是老爷爷,那个是老老爷爷,总共埋葬有五代人。五哥还指给们,父母骨灰回来后埋葬的位置。
我们每座坟冢都培了土、摆放了祭品、烧了纸,又集体给他们磕了4个头。
在随后请村中长辈商讨父母骨灰安葬的事宜中,一位老先生拿出了村中杜姓家族的家谱,线装,残破的发黄,毛笔书写的。哥哥和我仔细询问了我们的祖辈名字,了解到繁衍的过程。在家谱中有哥哥的名字,但没有我。他们说,家谱是1953年重新修的,赶上文化大革命,又中断了,现在正在重新修订。
谈话中,我知道了,祖上在当地靠勤劳致富,曾经有过70亩地的家产,还有雇工。祖父是个郎中,救治过十里八乡的百姓,特别是治疗麻疹有方法。可惜,他因吸大麻而导致家况逐渐贫穷。据说,父亲后来戏说,如果祖父不败家,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家肯定会被定为富农成分,那我们的后代就更惨了。
听他们说,父亲年轻时在当地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敢想、敢干、能干,自己撑起了整个家,让全家躲过了战争、饥饿、疾病等多项灾难,并把家中绝大多数人带出农村,自己还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父亲离休后,回过老家,还骑自行车走过自己当年去过的地方。他对老家充满了感性,他要落叶归根。
第一次回乡祭祖,第一次认祖归宗,第一次感受祖辈的气息,让我有了家乡的感觉,我是山东人,也是冠县人,更是冯杜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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