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金融危机或更强更频 楼市抄底时机未到(图)

李振国

　　梁锦松（左）与黄斌亲切交谈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拜会羊城晚报，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已经历9次金融危机的梁锦松认为：金融危机或更强更频，楼市抄底时机还没到
　　墨蓝色的西装，淡橙色的领带，招牌式的“哈利波特”式玳瑁眼镜，纤瘦笔挺的身材，梁锦松带着热情的笑容远远走来，犹带昔日香港财政司司长的风采。14日，他以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的身份拜会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会主任、羊城晚报社社长黄斌。双方围绕全球经济、人民币汇率、国内教育改革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气氛轻松热烈。其间，梁锦松还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梁锦松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深刻剖析，时而会心一笑……提到太太伏明霞时，梁锦松有些腼腆：“她是我的‘老板’。昨天我对她说：广州变化很大，你可以常来看看。”
　　黑石集团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和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的机构，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
　　1985年由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和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共同创建。2007年6月22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07年，梁锦松加盟黑石集团，上任不到半年，业绩震惊金融界：筹备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ＳＩＣ）宣布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基金，这是中国利用庞大外汇储备投入国外金融机构的首个案例。

　　国际小母牛组织
　　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是一家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家非盈利性慈善机构，致力于救助全球贫困与饥饿人群。国际小母牛组织向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家庭提供家畜、农作物以及可持续农业教育等。
　　欧美
　　经济
　　“欧洲的问题可能比美国严重，欧洲的经济危机是一个接着另一个，美国的问题比较小。”
　　羊城晚报：虽然欧洲的经济仍在纠结，但美国经济近期有回暖迹象，您怎么看待全球经济2012年的走势？您认为化解欧债危机需要多长时间？
　　梁锦松：欧洲的问题可能比美国严重。用一句话总结，欧洲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危机接着另一个危机，而且比较长，可能以十年为期限。
　　究竟欧元能不能保住？我的判断是能保住。如果能把握好现在大小的危机，把每个危机往前推进一步化解，既可以保住欧元，还可以巩固欧盟。
　　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美国和中国，是拥有3亿和10多亿人口的国家，市场很大。如果欧元区保不住，就会分散成20多个小小的经济体，不利于全球竞争与合作。但要完善欧元区或欧盟的话，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协调的财政体系是不行的。因此，欧盟必须把握好每一个危机，再往前推一步，统一协调财政，方可解决危机。
　　美国的问题比较小，短期内可以通过印钞票来解决，美国也是这么做的。但这样的解决方法是用一个泡沫解决前一个泡沫。
　　中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出口肯定会受影响，但中国已明确通过发展内需来补充或替代出口的增长。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比较有信心。
　　全球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起飞开始，即人均GDP从1500美元发展到8000美元，势头不会变，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顺周期，无论是国家生产力还是企业盈利都增加了，有利于利润进入生产力的再投资，属良性循环。但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之后能否继续高速发展，就要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如果不改善，就会成为制约因素。所以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时，把生产关系理顺，对政府功能、市场功能作进一步调整，改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让生产力再解放，才能过这个坎。
　　金融
　　危机
　　“以后还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可能一个比一个强烈，也更频繁。”
　　羊城晚报：近年来，金融危机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频率也越来越密，危机的根源在哪儿？
　　梁锦松：工作这么多年，这是我经历的第9个金融危机，当然，我是以不同身份参与的：有当银行家时，有当政府官员时，更早的是我在香港期交所时。这一次，是我“距离”危机最远的一次。
　　出现这么多危机，原因有二。一是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一人一票的后遗症是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在西方领袖竞选时，候选人常常承诺为人民谋福祉，多派钱、提高福利、减税等，这必然导致财政赤字，而解决赤字短期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债，相当于透支子孙的钱。以希腊为例，从1970年开始到现在没有一年财政是平衡的，而1970年以前并非没有出现问题，而是希腊没有加入欧盟，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取得平衡，加入欧盟之后有固定汇率制约，危机便出现了。
　　第二个原因是美元抛弃了金本位，变成浮动利率，即我们说的没有锚定的货币。以前有“锚”时，钩住黄金这个商品；现在没有锚，便成为信用货币，可以随意印钞。美国通过印钞填补自己的借债。欧洲也在印钞，但是欧元区的17个国家有各自的财政盘算，单靠印钞只是延后了问题。我认为，以后还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可能一个比一个强烈，也更频繁。
　　汇率
　　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走，但要晚一步走，而且还要设‘防波堤’。”
　　羊城晚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珠三角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出口受困、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您认为突围之道在何处？
　　梁锦松：从一个角度看是难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是机遇。当企业资金受阻时，金融价格比较低，是投资的好时机。国外有句俗话说，一个人的喜剧就是另一个人的悲剧。
　　羊城晚报：如果套用楼市俗语，就是“抄底”的时机？
　　梁锦松：我经常跟朋友说，“抄底”一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但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底”。虽然有一个总体趋势，但“抄底”时要小心，就像歌词里唱的“低处未算低”。
　　羊城晚报：房地产现在是否处于出手“抄底”时？
　　梁锦松：可能可以等一下。我有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这么说是要挨骂的。
　　羊城晚报：黑石集团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币基金，您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梁锦松：人民币汇率问题很难评论，我是做外汇出身的，1975年开始做外汇交易员。外汇问题不仅要看自身政策，还要看其他国家的政策。
　　美国现在靠印钞票解决债务问题，希望多印多还债。但从某个角度看，中国也在鼓励内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高，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我不敢这么说。汇率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我也曾公开说过，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但国际化与资本战略的全面自由是两回事，我觉得国际化一定要走，但要晚一步走，而且还要设“防波堤”，万一外围有风暴，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教育
　　改革
　　“一方面要提供培训、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创造就业机会。”
　　羊城晚报：您在1998年至2001年曾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也曾担任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梁锦松：我认为单纯地用以前的思考方法不一定对。以前，我们只关注教育和培训，但这只培养了年轻人的能力，如果社会没有提供就业机会，人才会流失，为他人所用。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供培训、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创造就业机会。世界变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也要相应改变，要顺应世界潮流走。
　　以前，我们常说要“学以致用”，但从狭义上看，这句话错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读了工科之后不做工程师，学了经济之后不从事经济领域。因此要更多地“训练怎么学”，即“Learn to Learn”。换个角度说，科技的发展会减少劳工的工作机会，例如如今我们请“菲佣”，10年之后也许会请“机佣”。以后工作种类会发生变化，创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教育机制却没有准备好。
　　比如说，全球犹太人口不到2000万，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很多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都是犹太人。再如投资理财，犹太人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理财，中国人认为钱比较俗，不好意思说，反而妨碍了投资理财观的发展。
　　弃政
　　从商
　　“有机会做公务员是一种荣耀，不用我做，也是一种福气。能够服务人民，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
　　羊城晚报：从弃商从政再到弃政从商，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历程？
　　梁锦松：无官一身轻，我深有体会。做公务员很荣幸，满足感很大，但真的非常累。有时候我跟朋友打趣说，有机会做公务员是一种荣耀，能够服务人民，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但不用我做了，也是一种福气，可以多一点私人空间和时间照顾家人。
　　羊城晚报：如果将来还有人邀请您“出山”再从政，您还会选择弃商从政吗？
　　梁锦松：不会了，哈哈……我的“老板”（伏明霞）已经明确表示了：“你还是经商比较好。”
　　在我当香港财政司司长之前，有香港杂志问过我会不会弃商从政，我当时非常明确地说“不会”。因为我不适合从政，我这个人爱说话，说话又太直，会得罪人，肯定会出问题。
　　后来我没听从自己的分析……（大笑）现在做过了，觉得蛮好的。为公众服务有很多种途径，不一定要选择当官员。公益活动可以帮助很多穷苦的人；投资公司也可以帮助很多企业成长，对国家也有贡献。
　　回看我的人生，很多阶段都没有长远计划，但我怎么可以计划到有一天能娶到现在的“领导”（伏明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