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苦难 北大中文系五七干校回忆录出版(图)

李振国

“北京大学的鲤鱼洲干校生活，只是大时代下的小碎片，正因其小，很容易被遗忘，《鲤鱼洲纪事》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点什么。”3月30日，在《鲤鱼洲纪事》研讨会上，该书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
　　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鲤鱼洲纪事》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文结集。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收录林焘和陈贻焮两位已经故去的老先生的诗文，并配以师友回忆；第二辑15篇文章出自当年在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之手；第三辑5篇文章，其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北大教师子女。
　　杂牌军
　　老弱病妇齐上阵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为鲤鱼洲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从1968年下半年起，各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任务完成，毛泽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逐步恢复秩序，稳定局面。
　　1969年10月底，2000余名北大教职员工及家属奔赴位于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的“江西北大试验农场”。
　　北大派往鲤鱼洲的人员以中青年教职工为主，但并不乏“老弱病残”。以60岁以上的老人为例，就有当时66岁的心理学家周先庚与语言学家岑麒祥，62岁的史学家邓广铭与史学家商鸿逵，61岁的法学家芮沐，60岁的哲学家张岱年等。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时58岁，但仍得背着大水泥袋劳动：“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个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
　　语法专家陆俭明回忆，当时70%的中文系教职工都去了鲤鱼洲，分配在七连一排。除了最年长的岑麒祥，冯钟芸、林焘、彭兰、甘世福等也都年近60，冯、彭之外还有不少女教师。
　　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将此阵容称为“杂牌军”：七连一排为中文系，七连二排由俄语系和校医院组成，百分之七八十为娘子军，而三排的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则是老同志为主。“平均年龄40岁上下，女兵占一半，老兵占四分之一，病号（特别是女病号）至少也有三分之一。”
　　1971年7月20日，北大校党委会以“教育革命深入发展，招收学生增多，人员紧张，路途遥远，花费物力财力太大，当地血吸虫情况原来调查研究不够”为由，决定撤销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
　　而决定撤销鲤鱼洲干校的拍板人物，至今尚未披露。在北大内部，流传有两个说法：一是鲤鱼洲的北大教师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永远留下自己，不要增派员工，以免其他同事再感染血吸虫病；二是学校汇报招生工作时称师资不够，追问之下发现主力都在鲤鱼洲，陈平原说，转述此事的教授曾这样描述：“周总理听到这个信息，突然无语，十几秒后，毫无商量地说，‘那不是中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疫区吗？把他们全部叫回来，在北京招生！’”
　　Hard模式
　　一斤大米成本5块钱
　　当时北大师生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有三种分配：一是江西鲤鱼洲，二是陕西汉中，三是北京远郊。鲤鱼洲是三者中的hard（艰苦）模式。最后侥幸留京的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提及，“（鲤鱼洲）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
　　鲤鱼洲的危险性不仅在于有血吸虫，更在于它是鄱阳湖围湖造田的产物，地势在鄱阳湖堤坝之下，汛期如水位上涨，就有堤坝决口的危险。基于这些原因，鲤鱼洲几乎已被当地农民遗弃。北大中文系教师陆颖华到达鲤鱼洲时的第一印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野，连一棵树都没有。”
　　北大鲤鱼洲农场以军队建制，有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在体力劳动之外，还要进行野营拉练、紧急集合、强行军，每周还开两三次会“深挖细找阶级敌人”。
　　鲤鱼洲是雷暴区，但在北大农场，“活命哲学”是受到批判的。《鲤鱼洲纪事》中，多名教师都记得一次雨大到插下去的秧都漂起来，因此收工。参谋长立刻紧急集合，训斥：解放军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你们下点雨就收工？大家只好继续下田。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回忆，有次半夜两点紧急集合，打上背包跑步到五里开外的团部操场，结果竟是在播放一部电影。而现代汉语研究专家王理嘉表示，不仅大人要进行一天80里的野营拉练，连他当时5岁的孩子，都有过背着干粮水壶，被老师带着从场部幼儿园走到10里外的镇上的经历。
　　大部队最初进驻鲤鱼洲时，粮食还需要去鄱阳湖对岸采购，就在北大到的前两天，两名划船去采购的员工在湖上遇到风浪身亡。
　　北大师生在此劳作两年。乐黛云回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我们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碴的水中用自己的脚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我们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不少鸡！”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黄修己在收获了第一茬稻子后曾算了笔账：教职工的工资，从北京到鲤鱼洲的车船费、运输费，各种白手起家的物资、人力成本，加固堤坝和建设排灌站……除以稻米产量，每斤成本是五元多，“只少不多”。而当时北京的大米价格是糙米一斤一毛多。
　　无形成本更不可计。比如在鲤鱼洲负责放牛的牛倌，前有诗人谢冕，后有语言学家林焘。袁良骏回忆每次看到谢冕光着膀子挥舞皮鞭，带着小儿子放牛时，他总想到《儒林外史》里放牛的王冕。而拖拉机手，则是后来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洪子诚，虽然屡有翻倒路边的情况。而犁田、插秧的好手则是写出《杜甫评传》的陈贻焮，其架势被称为陈老农。至于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虽然不会干活，但是有力气，得一名号“裘大力”，而他令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随身带《新华字典》，一有时间休息便翻阅。
　　草棚大学
　　教学大纲列李白杜甫被批
　　1970年，鲤鱼洲农场成为北大江西分校，并开始招生。中文系成立教改小组，起初的负责人为原副系主任向景洁，但因在教学大纲中列进李白杜甫，被批判撤职。随后，系里成立新的教改小分队，被指定为教员的乐黛云表示：“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
　　中文系草棚大学第一课由民俗学专家段宝林主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讲了“艺术的魅力”，段被批判为“散布文艺神秘论”。
　　“中文系的学员对这一堂课基本满意，认为课讲得比较生动。”当时的鲤鱼洲中文系学员张文定回忆。此外，中文系学员还能听到严家炎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课，乐黛云的语法修辞和逻辑课，袁行霈的毛泽东诗词课等。
　　1970年12月底，中文系教学小分队带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革命教育实践。此前连续下雨，卡车在大堤上行驶时常常陷入污泥，但小分队仍决定继续上路，其中一辆卡车打滑翻下大堤，10多人被困车底，多人受伤，老师张雪森与一名学员身亡。
　　原本让段宝林拟张雪森悼词，因为两人都是1954年从上海考进北大，感情较深，“写了一些抒情的悲伤的话。分校领导听后说：‘调子太低沉！我们部队打仗，死人是经常的，都这样凄凄惨惨戚戚怎么行。’这篇稿子就没有用。”
　　“回忆当年鲤鱼洲的岁月，不能只是停留在悲情和豪情中，对曾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普遍出现的‘五七干校’，应该给以理性的审视和反思。”王理嘉表示。
　　“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东方早报：为什么现在开始回忆鲤鱼洲？
　　陈平原：这本书编成于2011年，是鲤鱼洲师生回到北京40周年。我们此前编过《筒子楼的故事》，记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老师的日常生活；还有《北大旧事》，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东方早报：约稿时对稿件提什么要求？
　　陈平原：首先，鲤鱼洲干校的时间是在“文革”期间，比较敏感，因此我们要求的是鲤鱼洲的生活，而且范围是在北大中文系，并没有碰“文革”话题。第二，从内部角度，所有回忆录都会涉及到学校、同事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很容易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形成纠纷，这没有必要。第三点，当时的老师从鲤鱼洲回来也已经40年了，可能会忘记当初的一些痛楚，但一定不要把回忆录写成田园诗，把鲤鱼洲写成桃花源。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在大的环境下，有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感情，隔着时间很容易感怀这些，忘记苦难，转为歌颂。但是还好基本都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东方早报：你在序言中强调这些文章是“片段记忆”而非“历史结论”，是否也有此考虑？
　　陈平原：任何书都有遗憾，如可能体现在文章中的反省不够，但我认为这不是这本书能承担的责任。相反，基本所有基于个人生活的回忆文章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更多地回忆朋友和生活，至于“文革”的风雨，不是现在这本书所能解决的问题。老师们的文章，我们并没有改过。老师们会用邮件互相交流彼此文章的意见，但是我们不会改动。你可以发现，因为鲤鱼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2年时间，大家的叙述中有很多事件是重复、交叠的，但每个人的叙述可能不同。我们不会修改。一件事有很多缝隙，每个人各自的位置、经历、时间、回忆都不同。至于这些历史依据如何判定，是眼光问题，不应由我们过度考虑。
　　东方早报：序言中还提到严绍璗、洪子诚对全书风格提出警示？
　　陈平原：他们主要还是提醒我，这本书不要写成田园诗。回忆很容易就被美化了，隔着时间一不小心就剩温馨记忆。两位老师担心忘记鲤鱼洲的悲苦，只记得温馨，变成歌颂，还特地写了信专门提醒不要忘记这个问题，要作为历史看待走过来的足迹，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过去的事，而不只是感恩或抒情。
　　东方早报：他们也因此没有为本书供稿？
　　陈平原：我跟严老师有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说他打算自己写一本鲤鱼洲的专著。洪老师自己没有供稿，但是洪老师的夫人么书仪为我们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们也是在鲤鱼洲结婚的。并不止一位两位老师没有供稿，我们也只是征稿而已。可能有的老师认为把握不准，有的老师有其他事务要忙，有的老师认为现在不是好的回首的时间。我们只是一遍一遍告诉老师，最近有谁为此写了什么，互相勾连互相启发，而不能质问为什么不写。
　　东方早报：谁的稿件最令你感动？
　　陈平原：当初因为稿件是陆陆续续来的，我写序言的时候统在一起再看一遍，觉得都很感动。我记得乐黛云、周先慎是最早交稿的。大家对同一些细节的回忆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真诚的，都是那代人记录他们的经历，后来的人可能看的时候感觉很轻松，但其实很沉痛。
　　东方早报：为什么只有中文系的老师来回忆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鲤鱼洲的生活当然不仅限于中文系，我们也考虑过是否要扩大到整个北大，但是因为各种技术性因素，比如组织上有困难，经过犹豫，征稿范围还是确定在中文系的老师、学生、家属。